西部利得基金崔惠軍:國企改革紅利投資迎契機
從海量的歷史數據中選出超額收益的多種“大概率”事件以制定策略,用數量模型驗證并固化規律和策略,然后嚴格執行策略來指導投資,以求獲得可以持續穩定且高于平均收益的超額回報,這大概就是量化交易的魅力所在。
作為有著17年量化交易經驗的專業人士,西部利得基金投資部副總經理崔惠軍對投資的理解似乎與眾多基金經理并不相同。克服人性的弱點,克服認知的偏差,嚴謹的邏輯思維和對數據的敏感,對于他來說,或許只是對一個合格的量化交易者最基本的要求。
日前,《證券日報》記者對崔惠軍進行專訪時發現,他的投資理念秉承“投資要順勢而為”的理念,這可能與他多年從事量化交易有關。他認為,隨著國企改革的不斷深入,國企概念股仍然存在較大投資機會;同時,在A股國際化進程提速背景下,股息率也將作為基金擇股的重要因素,投資者對分紅率在價值投資選股標準中占據的地位較為重視。長期來看,國企概念仍是較好的投資題材。
經歷牛熊市轉換
十余年間無敗績
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取得本科、碩士學歷;17年來專注量化交易,歷經某大型券商和基金公司;同時,擁有嚴謹的邏輯思維,天生對數據具備高敏感度,這些優勢似乎決定了崔惠軍必然成為一個量化交易者。
“我最擅長大類資產配置、股票量化、期貨量化投資等,十余年間的工作內容就是專注量化投資。”崔惠軍介紹稱,他大學所學專業是數學,畢業后的工作也算是專業對口,同時他也是國內較早從事量化研究和量化投資的基金經理之一。
據悉,崔惠軍此前在券商和基金公司任職期間,主要服務機構客戶,負責管理的資金主要來自于銀行和券商等大型金融機構。多年的投資歷程讓他逐漸形成了“風險為先”的投資理念。
崔惠軍認為,風險和安全貫穿在投資的全流程中,從數據清洗和量化模型的回測,到模型選擇和投資組合構建,首先考慮的是不同建模方法對最終投資組合的潛在風險影響,合格的投資經理是會把風險考慮在交易前,反之,如果等到投資組合真正出現風險再來考慮風控,這對客戶是很不負責任的。
多年以來,崔惠軍所從事的交易和管理的產品,經歷了牛市和熊市的跌宕,即便是在A股經歷極端、熔斷等行情下,他所管理的產品均取得了正收益,十余年間無敗績。
2016年8月份,崔惠軍加入西部利得基金公司,現任該公司個股精選基金經理,同時也是公司副總經理、權益量化投資總監。
“我從今年年初開始管理公司個股精選股票基金,截至5月31日,產品收益率為0.57%,在所有股票型基金中,排名前15.75%(137/870),同步跑贏上證指數、上證50指數、滬深300指數、中證500指數、創業板指數等主要的市場基準指數。”他介紹說。
研判行情順勢而為
看好國企紅利投資機會
隨著A股市場國際化進程提速,市場投資機會再度顯現。在崔惠軍看來,過去五年間,國企國資改革扎實推進,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兼并重組、提質增效取得積極進展。國企改革已駛入快車道,國企概念股將迎來新的投資契機。
與此同時,在A股“入摩”背景下,海外成熟的投資理念會逐步影響國內投資風格;海外投資者對上市公司分紅非常重視,高分紅公司在海外會獲得一定溢價。
他說,“從A股入選MSCI的單只股票分紅率(股息率)可以得到印證。”目前,MSCI中國A股國際通指數股息率為2.0%,而創業板指數股息率的為0.8%,MSCI中國A股國際通指數的分紅率為創業板指數分紅率的2.5倍。
“分紅率在價值投資選股標準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崔惠軍表示,現金分紅是上市公司實實在在回饋股民的,來不得半點虛假,這也是海外成熟投資者更為看重上市公司分紅的重要原因。而分紅率指標往往能為投資者找到優質的投資標的。
據了解,在海外金融市場中,紅利指數產品是一類重要的基金類別,產品具有較優的風險收益屬性。而我國在2012年由中證指數公司發布的中證國企紅利指數就是紅利指數的代表,該指數挑選的上市公司分紅率高、分紅比較穩定、實際控制人為國有資本、具有一定規模及流動性的100只股票作為樣本,以反映A股市場高紅利國有企業股票的整體狀況和走勢。
“目前中證國企紅利指數股息率為4.3%,而MSCI中國A股國際通指數股息率為2.0%,前者是后者的2.1倍。”崔惠軍說,這反映了國企概念股現金分紅能力很強,這也是投資者最為青睞國企概念股的主要原因。
據透露,目前西部利得基金正在準備推出中證國企紅利指數增強型證券投資基金(LOF),該基金投資標的集中在股票、債券、股指期貨等。通過進一步了解到,該基金的股票資產占基金資產不低于80%,國企紅利指數成分股及備選成分股占非現金基金資產不低于80%;適合人群為希望分享國企改革成果、有一定風險承受能力的,希望長期獲得市場平均回報的,以及希望投資多個優質股票和上市公司的投資者。
崔惠軍認為,目前市場對于國企改革主題標的的關注度并不高,中證國企改革指數的市盈率、市凈率處于歷史低位,迎來入場好時機,如果政策主題投資窗口打開,其基本面及成長性有望獲得新的發展契機,通過國企股權結構以及激勵制度的改革,將有效提升國企的ROE(凈資產收益率),抓住新一輪投資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