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就是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互聯互通”的理念建立合作機制，以“通”為基準點和定盤器，推動粵港澳合作走向深化，實現區域內“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四要素的自由流動。大灣區的建設目標，不僅僅是成長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還包括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世界著名優質生活圈，以及全球最具活力經濟區。
彈指20年。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旨在為港澳經濟輸入國家動能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藍圖基本繪就。6月29日，廣東省發改委副主任吳維保透露，目前，廣東省發改委已會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國家高端智庫，初步明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定位、發展方向、重點任務，配合國家發改委形成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上報稿。
“此次大灣區規劃編制，香港方面非常積極主動，目前初稿已成，相信不久即可出來，這將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總綱。”參與了初稿修改討論的廣東省社科院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丘杉對上證報如此表示。
1979年，蛇口的一聲炮響拉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幕；1997年和1999年，香港與澳門相繼回到祖國懷抱；2017年，國務院首次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如今，在南粵大地，在A股市場，大灣區話題炙手可熱。
國家為什么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有哪些基礎和優勢條件？又有哪些障礙亟待解決？粵港澳大灣區與廣東自貿區、“一帶一路”倡議又有哪些契合點？日前，上海證券報“粵港澳大灣區”調研組深入深圳，調研了多家擬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上市公司，并專訪了中山大學陳廣漢教授，此后又赴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與副院長趙細康及多位研究大灣區經濟的專家座談。
趙細康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有著強大的區位優勢、產業優勢和制度優勢，如果能提供一個覆蓋不同制度區域的高效公共服務體系，將成為“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巨型門戶樞紐。
大橋即將貫通 完成灣區交通閉環
據最新消息，世界最長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近期將全線貫通，預計年底前通車。一橋飛架港珠澳三地，屆時從珠海到香港只需半小時車程。
各種硬件設施條件的成熟，是灣區經濟建設的重要基礎。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日前在演講中特別指出：“港珠澳大橋即將通車，大灣區由此將真正形成一個閉環，從而更加有助于整個灣區氛圍的形成。”此外，廣深港高鐵也將在今年年中測試，并有望在明年下半年實現通車。而隨著交通等各項基礎硬件設施的不斷完善，灣區城市群也將實現“一小時”經濟圈目標。粵港澳大灣區還擁有全球最繁忙的港口群和機場群，客、貨運量都位居全球前列。
“從高速公路遍布南粵，到高鐵動車聯通全國，再到現在港珠澳大橋即將貫通，這些年來珠三角交通及物流已經非常發達，此時提出大灣區規劃，確實是很自然的事情。”招商蛇口一位高管如此表示。
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多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表示，國家選擇在今年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大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開發建設，是在各項政策條件、基礎條件都已成熟，且在時點上恰好與國家發展戰略、政策能夠實現無縫結合的大背景下，可謂水到渠成。
全球最大制造業基地的經濟基礎為灣區經濟一體化建設提供了深厚底蘊。
從經濟體量來看，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GDP總量達到1.3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舊金山灣區，未來有望成為超過東京灣區的亞洲經濟總量最大的灣區城市群，處于全球經濟第一方陣。從區位優勢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由珠三角9個城市、香港和澳門組成，地處“廣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經濟圈以及香港、澳門兩大對外窗口城市的深度融合區域。并且與海上絲綢之路沿海國家、沿線國家海上往來密切，地理和生態環境優勢明顯。
灣區經濟還是該區域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必然選擇。廣東省社科院宏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陳再齊向記者表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尤其是沿海發達省份依靠政策紅利和低成本要素驅動，迅速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廣東即是其中的典型。然而，綜合國外案例經驗，當一個省的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時，便要致力于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經濟發展開始從數量、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進行轉變。而依托粵港澳大灣區所提倡的科技創新等要素，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也將助力廣東省乃至全國的經濟發展邁向更高階段。
融通三地要素 參與國際中高端競爭
“粵港澳大灣區怎么互通？應該從炒股開始！”廣東社科院海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明在座談會上半開玩笑地說。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都明顯提升了內地與香港兩地投資者投資的便捷性，他期待在資本及投資方面有更廣泛、更徹底的融通。
“攜手港澳共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暢通三地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發展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灣區經濟。共同建設更多國際合作平臺，將廣東的制造業優勢與港澳的國際化優勢充分結合起來，一起邁向國際分工體系高端。”今年5月22日，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在廣東省第十二次黨代會上的講話，點出了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精髓和意義。
在廣東省社科院專家看來，互聯互通是灣區經濟基本特質，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地區能夠站在改革開放的潮頭，并創造經濟增長的奇跡，港澳因素功不可沒。自改革開放伊始，粵港澳之間往來日益緊密，粵港澳合作隨之加強。
從歷史發展脈絡看，粵港澳一體化已經進入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8年一直持續至2003年，其特點是以“前店后廠”為形式的制造業垂直分工；2003年至2016年是第二階段，進入以服務貿易自由化為核心的產業橫向整合期；現在即將進入的，是以灣區經濟為載體共同參與國際中高端競爭的階段。從經濟層面來看，就是要打造大灣區“經濟共同體”，建立開放、共同的商品和要素市場，減少各種有形和無形的經貿壁壘，促進區域內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產業分工，成為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最暢通、最活躍的地區。
對于粵港澳大灣區在我國乃至全球發展中的定位，廣東省社科院專家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將建立一個世界級的先進制造業和服務業基地，打造雙能驅動的產業模式，同時利用龐大的消費潛力和創新活力，建造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區。
具體到大灣區內幾大核心城市的發展定位，廣東省社科院專家們的觀點較為一致。即從產業角度看，香港將繼續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繼續擔當內地與海外的“超級聯系人”角色；澳門則繼續利用與葡語國家的聯系，發展旅游休閑服務業優勢，建設旅游休閑中心，打通與葡語國家的合作；而廣州具有空港、海港、信息港、創新港的優勢，又被賦予國家重要中心城市地位，將起到帶動區域輻射能力的作用；深圳則是國家創新城市和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將繼續發揮創新功能，引領大灣區在產業、科技、制度上的創新。
“大灣區應是國家動能注入港澳經濟的一個端口。這些年內地經濟發展動能明顯高于港澳。”廣東省社科院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丘杉如此表示。他曾參與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編制草案的討論。
總體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實施能夠結合各個城市的所需、所長，帶動港澳及內地經濟協同發展，提高各城市在國家和區域發展中的功能和定位，不僅可以幫助港澳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中，同時國家的發展也可以推動港澳發展和港澳的長期穩定繁榮。
此次接受調研的5家廣東上市公司高管，普遍表示期待大灣區規劃早日出爐，并開始思考甚至已經著手布局大灣區產業升級。如：招商蛇口已在太子灣地區加速打造郵輪產業；順豐控股則加大智慧物流建設，并積極開拓海外業務，順豐已經占據香港快遞物流70%以上市場。順豐控股董事長王衛表示：“大灣區是互贏、互通、互聯，不同角色之間進行分工，贏家則是整個大灣區的所有參與者。各家企業應增進交流，用頭腦風暴的方式做出產品和服務，讓整個大灣區可以創造出更創新的產品和服務。”
騰訊創始人馬化騰則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抓住了反映未來科技發展趨勢的“幾副好牌”：即在未來，軟件、硬件、服務三位一體，缺一不可，大勢所趨。而這個趨勢恰恰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包括香港、深圳以及珠三角很多企業，恰好具有這三者優勢。“如果能把這三方面的優勢整合起來，我覺得大有可為。”
超越制度壁壘 創新合作方式大有可為
盡管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已是水到渠成，但在調研中，部分公司高管以及社科院專家均指出，還需要跨越制度性障礙。
香港和澳門都分別實行“一國兩制”，法制和經貿方面也分別是三個獨立的法律體系和關稅區。如何在此種背景下，實現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經濟基礎要素的自由流通，是專家學者以及各類市場參與主體共同關心的話題。
“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11個城市，從某些維度來看，分割還是存在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陳再齊分析。楊明也有類似觀點，他提出，粵港澳三地雖然有了“同聲同氣同命運”的共同情懷，但要真正做到攜手建設，一定要找到并實行有效的共治制度。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細康認為，共建粵港澳大灣區要提供覆蓋不同制度區域的公共服務。“粵港澳大灣區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但是這個地理空間因為實行‘一國兩制’，導致它們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形態。大灣區應該是探討如何在現有制度有差別的情況之下，去建設一個有共同方向、共同行動的共同體。”
趙細康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包括在基礎設施、金融、環保、教育、文化的合作，可能需要重新思考，過去政府出面去干的事情，如何讓渡給超地方政府的機構來做。比如，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可能需要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合作委員會，這個合作委員會要能夠取代三地政府的一些職能。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也提出了類似建議，認為未來的粵港澳大灣區公共產品的供給目標，就是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互聯互通”的理念建立合作機制，以“通”為基準點和定盤器，推動粵港澳合作走向深化，實現區域內“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四要素的自由流動。
對于“一國兩制”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認為，多元制度格局反而可能成為制度優勢，為對接國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更加靈活的制度安排。自由港、特別行政區、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在大灣區的制度疊加效應，擴大了貿易和產業合作的選擇面。以香港為例，由于是“一國”的一部分，讓香港搭上了國家快速發展的列車；另一方面，香港保留了原有制度，實行自由經濟政策，港元和美元掛鉤，金融市場開放，出入境相對開放和簡易，與國際商業市場完全接軌，也有“兩制”之便。
對接“一帶一路” 打造對外開放巨型樞紐
“探索粵港澳三地的長效治理機制，一方面是功能的提升，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經濟體，可以降低區內各經營主體的成本，增加其活力和動力；另一方面，是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項試驗。”廣東省社科院海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明認為。
廣東省社科院產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吳偉萍認為，制定三方共贏的合作新機制將是頗具意義的制度創新，粵港澳大灣區對制度的創新又將具有引領作用。
在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陳廣漢看來，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對“一帶一路”意義重大。“大灣區戰略，勢必加快香港、廣東乃至整個珠三角一體化進程，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支點。”陳廣漢接受上證報記者專訪時指出。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陳再齊也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主動對接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廣東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制造業發達和科技創新活躍，而香港擁有成熟的金融體系和航運系統，其商業網絡遍布亞太地區乃至全球，澳門亦有葡語國家的經貿服務平臺。大灣區戰略勢必加快香港、廣東乃至整個珠三角一體化進程，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支點和核心載體，將促進“一帶一路”戰略的有效實施。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最新報告則指出，大灣區的建設目標，不僅是成長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還包括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世界著名優質生活圈，以及全球最具活力經濟區。該報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城市群最靠近沿海市場的地理節點，基礎設施便利，供應鏈網絡發達，而且在電子、建筑、能源、金融、電訊等行業處于國內領先地位，特別是有港澳兩個自由港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廣東）前海、南沙、橫琴片區，國際規則和制度接軌程度在國內也是最高的。
該研究院建議，大灣區總部輻射半徑要延展至東南亞、中東和非洲等海上絲路沿線區域。大灣區要攜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布點，一方面聯合搞投資項目，搞大型基建、專屬園區，推動能源、產能走出去。另一方面攜手跟住“項目和資金”，盯住大型央企已經推出的大項目，為這些企業的沿線投資做側翼。
部分嗅覺敏銳的企業早已展開布局。記者在招商局調研時，公司相關負責人介紹，招商局港口已在全球五大洲16個國家和地區投資、運營30多個港口，這些港口布局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高度契合。對照地圖來看，船舶從深圳駛出去（深圳西部港區是公司母港），就走到了印度洋的斯里蘭卡科倫坡港，沿歐亞主航線到達扼守紅海的吉布提港，過蘇伊士運河，便進入地中海的馬耳他港，接著班輪掛靠黑海的土耳其、西北歐法國和比利時等國家，繼續北上穿過丹麥海峽，到達輻射波羅的海的立陶宛。這一串世界主要海上通道，招商局港口都已經有了布局。
招天下商，通五洲航。站在招商蛇口展示中心極目遠眺，依稀可見太子灣港口的紅色巨型機械手正有序運作，而更遠方則是廣袤、蔚藍的海灣。一灣繁華，共享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