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英國駐滬副總領事傅伯詩到訪溫州。與以往的外事會談不同，傅伯詩更關注溫州大手筆的環境綜合治理商機。也就在8天前，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宣布，該市啟動千億“美麗浙南水鄉”建設，動員全市上下打好治水攻堅戰。

　　如今，水網密布的江南水鄉，正面臨河道污染、消失之苦，“治水”儼然成為政府推動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突破口。

　　然而，自古治水就是難事。國家水重大專項湖泊主題專家組成員、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鄭正昨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不僅溫州，包括全國都在加大力度治水，且都花了很多錢，口號也很響亮。但從實際效果看，從南到北很難找到非常理想的、能作為示范榜樣的案例。

　　溫州能否實現美麗“浙南水鄉”愿景，由此成為全國環保呼聲下“治水樣本”的新期待。

　　環保局長，要敢下河游泳

　　去年5月，時任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調研城市污水處理時說：“檢驗溫瑞塘河治污成效，不以部門報上來的數據為準，要以環保局長和公用集團董事長帶頭下河游泳作為河水治理好的標準。”

　　于是，“邀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成為普遍民意，“尋找可以游泳的河”更是成為大眾愿望，也引起了全國各界的高度關注。

　　自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由于生活、工業、農業等污水長期大量直排入河，溫州河道水質日益惡化。據溫州市環保局發布的數據，2000年“母親河”溫瑞塘河水質滿足四類水要求的河段長度僅占15%，五類及劣五類河段占85%。

　　事實上，溫瑞塘河綜合整治從2000年就已開始，10年來投資不小，效果卻讓急切盼望環境改善的民眾不大滿意。

　　近日，溫州市水利局副局長王振勇對本報表示，溫州主要河道這幾年比之前要好很多，現在的“黑臭河”主要集中在農村及城市河灣支流。

　　鄭正則說，浙南經濟高度發達，中小企業數量多，污染排放超過環境承受程度，“如果污染少一點，發達的浙南水系不至于到今天這個程度。”

　　事實上，河道、大氣、霧霾等污染，已成為全國環境治理的頑疾，浙江省也同樣有此“煩惱”。

　　今年9月，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在《光明日報》撰文表示，作為江南水鄉，老百姓難找到可游泳的河，平原水網地帶吃水困難。這些由污染造成的水質性缺水，根子在于經濟傳統粗放增長模式，是浙江經濟發展中遇到的“煩惱”。從調研情況看，這些“煩惱”已經涉及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對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困擾。

　　目前，浙江生態環境質量總體上居于全國前列，這主要體現于“七分山”。然而，“一分水”環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2012年全省仍有32個省控地表水斷面為劣五類，31.7%的斷面達不到功能區要求。其中，最大污染源是低層次產業造成的工業污染，特別是一些產業“低小散亂”的情況比較普遍，生產工藝落后，污染防治不力，極易引發環境問題。

　　領導政績，掛鉤水鄉建設

　　10月22日，出任溫州市委書記還不到4個月的陳一新，在全市“美麗浙南水鄉”建設動員大會上提出，力爭通過8年時間努力，使全市水污染得到根本遏制，水環境得到明顯改善，到2020年基本建成美麗浙南水鄉。

　　“‘浙南水鄉’是江南水鄉的重要組成部分。溫州水系密布程度在全國居前。”王振勇說，在2015年之前，全市要全部完成1140億元的水利投資。“原來水利、住建、環保等部門各自行動，現在不行了。”他表示，今后溫州要建設10個集湖泊、濕地、公園為一體的萬畝蓄洪防澇工程。同時，溫州還在謀劃建設甌江引水樞紐工程。

　　陳一新還提出，把水鄉建設列入市里對各地各部門考績內容，并把考核結果與領導政績、部門業績相掛鉤。

　　對此，王振勇認為，除國家對溫州水利投入不足外，溫州領導持續治水耐心不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與城市開發建成不同，水利、環保、市政工程見效慢，這次陳書記提出了‘功成不必在我’的治水理念，這就是一個科學的政績觀。”

　　“水治理考量干部政績觀。”夏寶龍在撰文中表示，當前，加強環境保護已經成為全省上下的共識。但在調研中他也感受到，少數領導干部和基層同志對以治水促轉型心存顧慮，有的擔心整治落后產能、調整產業結構力度太大，會影響GDP，會影響發展速度，面子上過不去；有的覺得治水是潛績，要醫好水污染這個“慢性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精力、財力，短時間內很難見到成效，“吃力不討好”。

　　夏寶龍對此表示，這些思想顧慮道出了治水的艱難，反映了少數干部政績觀存在的偏差，也對干部政績考核提出了更高要求。

　　明年起，浙江將在全省范圍內推行“河長制”，以史上最嚴格的管理制度治水，省領導或親自擔任重點河流的“河長”。“河長制”由江蘇省無錫市首創，它在2007年太湖藍藻暴發后倒逼而出。

　　盡管無錫、南京、深圳等多地都曾采取“河長制”這一管理模式將治水職責落實到人，但在實際操作中也發現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一些業內人士稱，“河長制”是依靠個人的權威以及在其基礎上的強有力的行政操作，可能在短期內帶來暫時的效益，但更多的還是應急、應景之舉。

　　廣東經驗，最怕政府灰心

　　往水里砸下真金白銀的不止溫州。廣州此前就以“一天往河里砸下一個億”的舉動引起世人矚目。

　　在2010年亞運會來臨之際，廣州發起了一場空前的治水工程。2008年，廣州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是622億元，但在治水方面的投入將近500億元，時任廣州市市長的張廣寧說，廣州在治水上要“舉全市之力”。

　　然而亞運期間的重金治水卻并未見取得長遠的效果。亞運會過后三年，廣州市環保局今年6月13日首次在網上公布的數據顯示，在廣州市50條河涌中，有39條河涌水質為劣五類。

　　究其原因，華南理工大學環境與能源學院副教授潘偉（財苑）斌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面對幾十年積累的嚴重污染，在短期內實施高強度、大規模的治水工作，使得亞運治水面臨著相關科學技術與工程技術儲備不充分、工程與管理經驗不足等短板。

　　對于溫州的千億治水，廣東中大環保科技投資有限公司秘書長肖飛認為，大投入并不一定能帶來大產出。前提是要搞清楚地方水污染的實際情況，對癥下藥。治水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首先源頭要得到治理，然后城市管理也要相應跟上。

　　由于治水的復雜性，地方政府往往在看不到效果后容易灰心喪氣，治理回到原點。肖飛認為，在治理中，除了做好管網建設、截污等基礎工作，最好找幾個市民關注的熱點區域進行突破。讓市民看到效果，才能為地方治水提供良好的輿論環境和信心。

　　“最怕政府雷聲大雨點小。”肖飛說，其實深圳在治水上的投入早已超過千億，但是搞了一段時間后沒效果，政府就灰心了。他認為，不能完全依賴政府投資，要把民間資本引進來。尤其是在溫州這種民間資本發達的地方，更加應該發揮民間資本的作用。他認為完全依靠政府投資的模式不可持續，比如之前廣州投了一段時間之后，沒錢就只能減少投入。

　　全國困境，河道大量消失

　　上個月，今年第23號臺風“菲特”襲擊浙江，讓浙江多地飽受洪澇災害之苦，尤其是余姚遭遇大水蔓城、三天不退現象。鄭正說，這次余姚大水，除了臺風“雨大”客觀因素外，河道水系的完整性遭到破壞，也放大了自然災害效應。

　　據余姚市調查統計，1984年~2008年底，該市鄉鎮河道水域面積減少6.75平方公里，折合10125畝，每年減少440畝。城區河道水面率也在大幅下降，如江東區的水面率已經從原來的8%下降到現在的2.8%，原有的不少河道已經被填埋，對河網水系格局和江南水鄉風貌等都有影響。

　　權威人士透露，寧波從1927年到1992年已經填了32條河，1992年之后還填了多少條河則不得而知。在溫州，現在河道擁有量只占建國初期的15%，這意味著85%的河道已經消失。鄭正說，全國很多城市市區，超過50%，有的80%以上的水面已經消失，“這是非常驚心動魄的，意味著相應的調蓄能力沒了。”

　　在城市，河道猶如人的“血脈”，一旦消失或碎片化，就容易“供血不暢”引發城市“疾病”。

　　鄭正說，如武漢有“千湖之城”的美譽，然而最近30年，該市市區水面面積消失了80%，消失了200多平方公里，占城區面積的20%以上。在南京，半個世紀下來，該市城區的水面消失了90%，無錫、蘇州、常州都分別消失了一半以上。在北京，去年、今年連續大水，一查發現原來河道被填平后蓋了房子。

　　據媒體報道，今年3月份，水利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第一次全國水利普查公報》顯示，中國流域面積在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僅有2.3萬條，比此前長期沿用的5萬多條的統計減少了一半以上。

　　“河道水循環打通，即便遇到大雨暴雨，那么消退時間就會縮短，災害影響就會減輕。”鄭正說。事實上，以前多為人工開鑿的河道，如今在承擔內河交通工具出行的同時，更多承擔著蓄洪排澇、美化城市的功能。

　　鄭正說，“治水”與水污染處理、河道水循環兩者有緊密關系。他認為，經濟發展模式不改變，污染排放量就很難迅速降下來，這是治水很難解決的主要癥結。同時，近半個世紀以來，水系完整性遭到嚴重破壞，對水的調蓄能力大大降低，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短時間完全修復比較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