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國剛（時任深圳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

　　我生在陜南，長在關中，作為土生土長的陜西人，大學畢業后能放棄不錯的薪酬來到當時還是一片荒地的深圳發展，是有緣分的。

　　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在深圳建立經濟特區。在一位廣東親戚的鼓勵下，我變賣了家里一臺三洋收音機和一臺14英寸黑白電視機，帶著所得的600多元錢和一家四口，從黃土高坡來到“邊陲”深圳。

　　初到深圳，滿眼荒涼。從福田區的深圳市政府門口走到羅湖火車站，一路上就找不到一棟三層高的小樓，遍地是荒田、爛水溝。

　　愛華電子公司正在深圳招聘干部。畢業于西安外國語學院日語專業的我，很快就成了公司的黨委秘書兼日語翻譯。不同于現在人才流動的便捷，1981年調動工作需要辦理繁瑣手續，但我全家搬到深圳，辦完手續僅用了不到3個月時間，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深圳速度”。

　　1983年，由中日友好團體出面，在全國招考兩名懂日語，兼通金融的青年人去日本學習證券。我的情況是，1964年，我以考區第一名成績考入西安外國語學院，學習俄語、日語專業；在愛華電子從業期間，因為與日本企業進行商務談判時需要用到股份、證券等知識，我通過自學積累了基本金融素養。得益于這些準備，并憑借良好成績，我順利踏上日本留學之路。

　　回國后，我從愛華電子來到中國銀行深圳分行的國際信托公司工作，直至1988年深圳市政府資本市場領導小組成立，我應邀擔任專家小組組長，開始負責籌建深圳證券交易所。

　　當時股份制、證券市場到底姓資還是姓社，從中央到地方爭論激烈，沒有定論，但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在黨中央、國務院賦予深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行探索的歷史使命背景下，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果斷拍板，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先行先試，率先開市，殺出一條創建新中國資本市場的“血路”，標志著新中國股市從深圳走來。

　　沒有只漲不跌的股市。1991年4月22日出現了可怕的一幕，這是深交所乃至世界股市頗為罕見的“零”成交一日。

　　“要發新股”“股市要停市整頓”等謠言四起，再度令股民不寒而栗，加劇了股市下跌。到1991年9月7日，深發展股票跌至每股13.75元。損失慘重的股民盼星星盼月亮，盼著有人來救市。深圳市委市政府果斷決定，以2億元購進龍頭股——深發展，進而穩住大市。到10月10日，深發展股價升至每股逾26元，此后進一步升至每股逾36元，股市有救了。

　　1992年8月8日至8月10日，深交所采用了認購電腦抽簽表的辦法，發行1992年度新股，共有120萬人參與認購。他們擠滿了深圳城鄉303個發售點。8月10日，發生了因售表時舞弊行為引發的事件。李灝現場果斷表態：一定嚴懲腐敗，并提出增發500萬張抽簽表，于8月11日早上開始原地發售。

　　1993年，我推動深交所在全球股市中第一個同步實現“四化”——交易電腦化、交收無紙化、通信衛星化、運作無大堂化，其證券交易系統技術水平至今仍處于全球領先地位。

　　經過30年洗禮，深市“老五股”（深發展、深萬科、深金田、深安達、深原野）中，萬科A（原深萬科）、平安銀行（原深發展）不斷成長壯大，直至成長為目前世界500強公司。希望通過創業板改革并試點注冊制后，在全市場推進注冊制背景下，深市能培育出更多科技巨無霸，與中國經濟大國地位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