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接受50名以上康美藥業投資者的委托，作為代表人及時申請啟動了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此次康美藥業普通代表人訴訟轉換為特別代表人訴訟，是我國首單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這是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歷史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作為我國新證券法創新的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證券訴訟制度，有利于解決證券糾紛不斷增長所帶來的種種挑戰，無論是對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還是對投資者合法權益的維護，都具有重要意義并將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

　　第一，特別代表人訴訟有利于大幅度提高資本市場上違法違規行為的成本，有效遏制和減少資本市場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以落實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行為“零容忍”的要求。我國新證券法所創立的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實施“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制度，這意味著受損投資者只要不聲明退出，即默認委托了投資者保護機構進行民事訴訟。換言之，凡是符合索賠條件的投資者，只要不反對，不“聲明退出”，“不費一兵一卒”，就參與了訴訟，就有機會獲得賠償。這大大降低了投資者訴訟維權的門檻，最大限度地將符合索賠條件的受損投資者都納入了救濟范圍，有利于擴大索賠的投資者數量和索賠金額，有利于彌補以往證券民事賠償救濟乏力的制度短板，能夠大幅提高違法違規成本，有效遏制和減少資本市場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曾在多次會議中指出，欺詐發行、財務造假是證券市場的“毒瘤”，嚴重損害了廣大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危及市場秩序和金融穩定發展，必須從嚴從快從重打擊。特別代表人訴訟是落實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行為“零容忍”的重要舉措之一，有利于凈化資本市場生態，優化資源配置。

　　第二，特別代表人訴訟有利于強化證券違法違規行為民事責任追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證券市場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違法違規成本不高，與證券違法違規所獲得的巨額利益相比，有限的行政罰款、民事賠償以及刑事責任往往像“毛毛雨”，對于違法者來講不痛不癢，不足以起到懲罰和阻嚇作用。實際上，提高違法違規成本，除了要加大刑事、行政責任的追究力度之外，更要加大民事責任的追究。刑事制裁中的沒收違法所得和罰金，以及行政罰款，都是上繳國庫的，投資者的損失仍然沒有得到彌補。因此，對于令人深惡痛絕的侵犯投資者的違法違規行為，更為現實、對廣大受害者更有意義的恰恰就是強化民事責任追究，讓違法違規者“賠得傾家蕩產”。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有利于彌補以往證券民事賠償救濟乏力的制度短板，切實彌補投資者的損失。

　　第三，特別代表人訴訟有利于降低投資者的維權成本，打通投資者“維權難”痛點。以往，當投資者受到證券違法行為的侵害時，由于個體非常分散、單個投資者索賠金額較小以及訴訟能力有限等原因，許多中小投資者往往會放棄起訴，不想訴、不愿訴、不能訴現象突出，即存在“集體行動的困境”。這是證券民事訴訟的痛點之一。而由投資者保護機構代表廣大投資者進行訴訟的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通過特別代表人機制、專業力量的支持以及訴訟費用減免等制度，能夠大幅降低投資者的維權成本和訴訟風險。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是證監會批準設立的證券金融類公益機構，堅持公益屬性，除開展特別代表人訴訟的必要支出外，不收取任何費用。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作為訴訟代表人，將向法院請求敗訴的被告賠償合理的公告費、通知費、律師費等必要費用，申請列入執行分配方案。關于原告訴訟費，根據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件不預交案件受理費。如敗訴或者部分敗訴，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可申請減交或者免交訴訟費，法院將依照《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的規定，視原告的經濟狀況和案件的審理情況決定是否準許。這就顯著降低了投資者的維權成本，避免了美國式集團訴訟下代理律師的高額律師收費，有利于解決投資者眾多且分散情況下的起訴難、維權貴的問題，有利于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解決我國當前證券市場違法違規行為受損投資者“維權難”問題。

　　總之，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是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國民事訴訟制度的重要創新。在資本市場實施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是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和國務院關于對資本市場違法犯罪行為“零容忍”的精神和要求的重要舉措，也是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保障資本市場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武器，對于維護市場“三公”秩序、促進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