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證券投資者教育的效率分析與制度建構》課題組

　　櫛風沐雨三十年，中國資本市場開始進入全方位高質量發展時期。培育健康投資文化，加強投資者教育，不僅是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的基本要求，也是促進資本市場在新發展時期行穩致遠的必要前提。在此宏觀背景之下，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我國證券投資者教育的效率分析與制度建構》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立足于構建我國投資者教育的長效體系，持續追蹤國際上投資者教育研究前沿，自2016年開始連續五年開展全國范圍內投資者教育問卷調查，累計回收調查問卷91420份，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足夠量級的數據支撐。在投教研究領域多種版本的調查中，本課題組是首個從“投資者（受教者）”與“投教工作者（施教者）”兩個維度同時開展問卷調查并據此進行比對分析的團隊。2020年度的調查設計依然保持了投資者和投教工作者兩份問卷的格局，其中，投教工作者問卷包括了投教工作者基本信息、金融機構投教資源投入狀況、投資者教育工作現狀難點及存在問題三個部分；投資者問卷則涵蓋了投資心理、投資者基本信息、投資者教育現狀、投資者基礎與專業金融知識測試四個部分。為了使問卷調查結果更具可信度與解釋力，2020年度的調查首次采用將問卷調查數據與投資者實際交易數據相結合的方法，即將投資者的問卷結果與其實際交易信息一一匹配，以此深入探討投資者教育與投資者行為之間的作用機制與影響關系。兩類數據的匹配分析，既有利于解決單純使用問卷調查方式的數據噪音問題，也補充了交易數據所缺乏的投資者心理和金融教育狀況等信息。本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4451份（其中：投資者問卷9656份，投教工作者問卷4795份）。課題組對問卷調查數據和交易數據進行了多維度的分析比對，形成了2020年度中國投資者教育的詳細調查報告。下面簡要介紹報告的部分結論。

　　一、調查數據對我國投資者教育工作現狀的反映

　　1.多層次投資者教育體系已經基本成型，一二梯隊投教主體差距逐年縮小

　　與發達國家自下而上的投資者教育模式不同，我國投資者教育早期主要由金融監管機構與自律組織發起，執行主體為各類金融機構。隨著投資者教育體系的發展，市場參與主體逐步擴大并發揮其各自優勢。調查數據顯示，投資者對三類投教主體1的知悉度、參與度在連續三年的調查中基本保持一致，這表明我國多層次的投教體系已基本成型并趨于穩健。

　　在連續三年的調查中，各類金融機構的知悉度和參與度均排在首位，2020年的數據分別為84.63%和29.55%，它們承擔著市場中投資者教育工作的主要重任，是投資者教育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是投教主體的第一梯隊。媒體作為投教主體的后起之秀，借力互聯網浪潮的機會，其在投教中的參與度和知悉度連續三年排名均在第二、三位，2020年數據分別為82.99%和23.92%，與金融機構的差距逐年縮小，具體為2018-2020年知悉度差距分別為9.51%、4.1%、1.64%，參與度差距分別為22.16%、13.90%、5.63%。顯示媒體已成為投教主體的第二梯隊。投資者對各交易所（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以及各類行業協會（證券業協會、基金業協會等）、金融監管部門的投教知悉度分別為79.88%和76.63%，參與度分別為18.05%和14.88%。其他第三方機構、高等院校和基礎教育單位也是我國投教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知悉度均超過了70%，參與度為20%左右。

　　從調查數據可以看出，在我國的投資者教育體系中，金融機構與媒體處于投教陣地最前線，為投教的先鋒團隊；各級監管機構與行業自律組織是投資者教育的宏觀統籌與基礎保障；國民教育體系與其他第三方機構已經成為我國投教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潛力巨大。我國投教主體各司其職，形成梯隊，多層次、全方位的投資者教育體系日趨完善與穩健。

　　2.投資者教育基地“前線陣地”作用顯現，“線上+線下”渠道結合仍是投教主要模式

　　投資者教育基地是我國投教工作創新中的新生事物。2015年中國證監會發布《關于加強證券期貨投資者教育基地建設的指導意見》后，投資者教育基地開始正式走入公眾的視野，成為投教中的重要隊伍。課題組對投教基地的運行情況予以了持續關注。2020年度問卷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投教基地的使用率進一步提升，其作用不斷增強，金融機構“經常”通過投資者教育基地開展投教活動的比例，2019年為59.33%，2020年增加為65.97%，提升了6.64%；投資者“從未”使用過投資者教育基地的比例，2019年為13.69%、2020年為11.6%，下降了2.09%；“偶爾”使用投資者教育基地的比例，2019 年為23.49%，2020年為39.87%，提升了16.38%。可見，投教基地在投教工作開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逐步成為投資者培育的成長性土壤。

　　調查數據還顯示，各主體開展投教工作的形式日益豐富，“線上+線下”結合仍是投教的重要模式。金融機構投教產品的投放仍以“金融機構交易終端”為主，投資者“經常”使用的比例為71.93%，較2019年提高了8.37%；線下講座、沙龍等現場教育活動也是金融機構“經常”使用的投教渠道，占比為57.40%；“傳統媒體”、“紙質材料”的使用頻率依然維持一定水平，比例分別為48.94%和51.72%。從近三年的調查數據的比對來看，無論是各渠道投教資源的投入，還是金融機構開展投教活動的渠道結構都保持了基本穩定。

　　3.對新入市投資者開展投教對提升投資者金融素養的邊際效用最高

　　課題組自始至終將評價與提升投教工作效率作為研究的焦點，關注到投資者教育是個潛移默化的過程，準確把握投資者教育的時機，及時地、有針對性地開展投教活動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問卷設計中同時從投資者和施教者兩個維度對金融教育的時機展開分析。調查數據表明，“初次進行金融投資時”（開戶時）是金融機構開展投教頻率最高、也是最有效的時點，金融機構在該時點開展投教工作的比例，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分別為86.24%、88.10%、88.63%；投資者在該時點接受投教的比例則分別為70.68%、66.86%、和56.30%。均為連續三年的最高值。可見，金融機構重視對“新手”的投資者教育，從投資者進入市場時就引導其樹立正確的投資理念，掌握正確的投資方式，切實達到投資者教育的目的，對于提升投資者基本金融素養具有最大的邊際效率。課題組對初入市投資者（投資經驗為3年及以下）的教育效果進行了數據分析，結果表明，在“初次進行金融投資時”接受教育的投資者，其金融素養顯著高于未在該時機接受教育的投資者，具體表現為基礎金融素養均值高0.69分（滿分5分），專業金融素養均值高1.09分（滿分5分），這表明金融機構對新手進行投資者教育的邊際效率更高。

　　4.居民資金逐步從房地產市場流向權益市場，投資者教育在引導居民通過機構入市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近年來，監管機構積極引導資金從房地產市場轉向其他市場，并鼓勵通過各種有效方式增加權益市場投資。課題組也就該問題安排了調查設計。調查數據顯示，從2018年到2020年，個人投資者以股票和基金為代表的權益類資產配置比例從28.46%上升到33.21%，提高了4.75%；而投資性房地產的配置比例則從2018年的9.33%下降到2020年的9.02%，下降了0.31%。這表明我國居民的資金正逐步從房地產市場流向權益市場，投資者對權益市場的關注度和參與度也在不斷加深。

　　監管機構一直鼓勵中小投資者通過機構投資者（例如購買基金）參與市場投資，以平衡不同類型投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進一步提升資本市場交易的理性程度。調查數據顯示投資者教育在這方面的作用顯著，在課題組調查樣本中，持有基金的投資者比例由2018年的58.67%提升至2020年的70.68%，同時，投資者基金的配置比例也由2018年的9.58%提升至2020年的13.56%。在投資者教育措施方面，金融機構在“新金融產品推出”時開展投教活動的比例逐年提升，2018、2019、2020年分別為64.47%、82.09%和82.93%；同時，投資者選擇在“市場上有新的金融產品推出時”去獲取投資者教育服務的比例近兩年位居第二，且與排在首位的“初次進行金融投資時”的差距逐年縮小，三年的數據差距分別為19.75%、4.3%和0.72%。這也表明各投教主體對準確把握投教工作開展時機、切實提升投教效果方面的逐步關注與持續努力。持續有效的投資者教育對改善投資者的學習偏好，引導投資者理性投資具有顯著作用。

　　5.投資者接受教育的主動性與自覺性提升，風險提示類投教活動使投資者權益保護意識顯著增強

　　我國投資者接受投資者教育的主動性與自覺性、學習金融相關知識的意愿和重視程度均有較明顯的提升。2020年度調查數據顯示，90.91%的投資者在金融教育上投入了資金，92.71%的投資者愿意在金融教育上花費時間，二者與2019年相比分別提高了4.16%和1.64%。此外，每周投入2-5小時進行學習的投資者比例由2019年的25.78%提升至2020年的35.59%，表明投資者更偏好簡短有效的學習方式。從投資者參與各主體開展的投教活動來看，與2019年相比，2020年投資者“偶爾”參與投教活動的頻率上升，其中，“偶爾”參與“教育機構的課程或講座”的比例由2019年的25.83%提升至2020年的35.98%。調查結果還表明，持續性的投資者教育提升了投資者對投教活動的關注度，推動投資者邁出接受金融教育的重要一步。

　　在投教知識的教授和偏好方面，金融機構一直積極進行“各種類型的投資風險揭示”教育，該內容為近兩年“經常”開展的最高頻率，達到70%以上，“非法證券活動的識別與防范”和“投資者權利與維權途徑的普及”也是開展頻率較高的活動，以此引導投資者重視自身權益保護，提升風險防范意識。調查數據顯示，該類投教活動對投資者起到了實實在在的引導作用，雖然投資者對此類活動的參與度數值不高，但近年來和排名首位的差距在逐年縮小，2018、2019、2020年的差距值分別為19.75%、4.3%和2.82%。

　　2020年度調查數據還顯示，投資者最為重視的投教內容為個人財富管理規劃知識，“經常”和“一般”參與的比例由2018年的30.00%提高至56.36%，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投資者財富管理需求的增長。投資者對與自身投資收益相關的金融知識學習熱情也較高，投教內容中“投資策略/技巧的學習”的參與比例為55.77%。金融機構不僅是投資者參與資本市場的中間通道，更是投資者學習和了解資本市場的“直接導師”，在引導投資者的投教學習和理性投資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二、投資者教育對投資者決策行為的影響

　　與過往年度的調查不同的是，在2020年度的調查研究中，課題組結合問卷數據與交易數據的比對分析，有針對性地研究了投資者的心理與行為規律，以期深入探討以糾正行為偏差為核心的投資者教育的理論基礎。傳統金融學假設經濟個體的行為是理性的，但行為金融學證實金融市場中投資者的決策行為會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偏差。基于此，在本次問卷調查端，我們通過問題設置對投資者的博彩偏好、過度自信、風險感知能力和追漲殺跌交易策略傾向等心理因素進行了測度；在交易數據端，我們對投資者的處置效應、平均持股周期與換手率等行為進行了比對與計算。課題組認為，只有在準確、全面地把握投資者心理的前提下，明晰心理因素影響投資決策的方向和程度，才能提供針對性的、有效率的投資者教育服務。

　　1.我國證券投資者博彩心理突出，投資者金融知識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其博彩傾向，提高投資行為的理性程度

　　在證券市場的博弈中，個人投資者受自身與外在因素的制約，投資決策的盲目性相對較大，表現出較為濃厚的博彩心理特征。調查數據顯示，近四成投資者具有博彩的投資心理，37.66%的投資者認可“我會把股票看作彩票，愿意接受小損失換取可能的大幅上漲”的表述。其中，具有博彩偏好的女性投資者比例為38.76%，比男性投資者高出2%，該結果有些超出通常認知。偏好風險、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下、職業與經濟或金融相關的投資者，其博彩偏好的比例更高。受博彩心理的影響，不少投資者參與股票市場表現出較強的投機性，偏離了“投資”的理性目標。調查數據表明，具有博彩偏好的投資者平均持股周期為6個月以下的比例高達76.74%。但數據同時顯示，投資者的理性程度隨投資經驗的積累而提高，投資經驗為3年以下的投資者中，具有博彩偏好的比例為38.44%，投資經驗5年及以上的投資者中，博彩偏好的比例為37.33%。調查數據還顯示，投資者的金融知識對其博彩心理具有影響作用，投資者的基礎金融知識的從0分提高到1分時，認同“我會把股票看作彩票，愿意接受小損失換取可能的大幅上漲”的比例將從21.97%上升至35.94%；這可能是因為對基礎金融知識的初步學習與了解提高了投資者對股票市場的興趣，但在基礎金融知識較為匱乏時，投資者尚未形成理性投資理念，容易產生“賭徒”心理。隨著基礎金融知識（1-5分）和專業金融知識（0-5分）的提高，投資者博彩偏好程度顯著降低，表明投資者金融知識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其博彩偏好。

　　2.投資者對股價預期的形成缺乏理性分析，仍有近三成投資者偏好“追漲殺跌”的操作方式

　　投資者獲取良好的收益要求具備一定的擇時能力，把握股票買入與賣出的時機。調查數據顯示，23.5%的投資者傾向于在個股上漲期買入，28.7%的投資者選擇在下跌期賣出股票，表明仍有近三成投資者偏好“追漲殺跌”的操作方式。課題組深入分析了投資者追漲殺跌的決策心理，發現不認可“當股票價格持續上漲，我認為它在未來會進一步上漲”的投資者反而傾向于追漲買入，占比達55%，認可“當股票價格持續下跌，我認為它在未來會進一步下跌”的投資者卻選擇抄底買入，占比為50%。數據表明，我國投資者并未對股票價格形成的預期和實際投資決策進行理性的分析，追漲殺跌的投資策略無底層邏輯支持。

　　金融知識對投資者交易策略的影響主要表現為降低了投資者的殺跌傾向。基礎金融知識為3分的投資者，在股票下跌時選擇賣出的比例為37.31%。基礎金融知識為5分的投資者殺跌的比例減小至21.66%。表明投資者金融知識的提升有助于增強投資者的信息處理能力，提高其對信息判斷的精確程度，減少交易操作中非理性盲目“殺跌”的拋售行為。

　　3.近四成投資者具有處置效應，投資者教育有助于降低投資者的處置效應

　　所謂處置效應，是指投資者在交易中往往過早賣出盈利股票，而不愿拋售賬面虧損股票的行為。作為股票市場常見的非理性行為，處置效應一直是學術界和實務界關注的重點。由于投資者的處置效應，證券公司普遍存在大量的睡眠賬戶/僵尸賬戶（指證券賬戶有證券，資金賬戶有余額，但長期不進行交易的賬戶），缺乏交易使得投資者的這部分資產無法通過交易實現保值增值。本次問卷數據與交易數據比對結果顯示，樣本投資者中有36.17%具有處置效應，其中，男性投資者中有處置效應的占比39.48%，比女性投資者高8.83%。偏好風險、中青年、文化程度為高中及以下、職業與經濟或金融無關的投資者，其處置效應更為突出。

　　投資經驗的積累和投資者教育均為有助于改善投資者處置效應程度的因素。調查結果顯示，投資經驗為3年及以下、3-5年和5年以上的投資者中，具有處置效應的比例分別為38.27%、36.29%和34.25%，表明隨著投資者交易經驗的積累，投資者的金融決策行為會表現得更為理性。數據對比分析顯示，投資者教育對改善投資者處置效應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在投資者每周對金融教育的時間投入一定時，對“投資策略/技巧”和“知曉各種類型的投資風險”的學習頻率由“偶爾”提升到“經常”時，具有處置效應的投資者比例分別由37.44%降低至18.75%、由37.14%降低至21.05%，表明對投資策略和投資風險的學習促進了投資者的行為理性，改善了投資者長期持有虧損股票而不進行交易的行為偏差。

　　4.過度自信是投資者普遍存在的認知偏差，有一定投資經驗且過度自信的投資者交易更頻繁

　　過度自信是證券交易市場上一種典型的非理性行為表現，指人們傾向于高估自己對相關信息或交易知識的掌握能力與精確程度。過度自信驅動的非理性交易給市場帶來噪聲，影響著市場的信息效率和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課題組在2020年的問卷中設計了有關題目，旨在評估投資者對自身金融知識的認知水平，以主觀和客觀金融知識的差值來度量投資者的金融知識過度自信。調查數據顯示，有74.07%的投資者對自身金融知識過度自信，投資者高估自己的投資能力與知識水平的現象普遍存在。有效的金融教育有助于糾正投資者對自身金融知識的認知偏差，體現為長期接受金融教育的投資者中，對基礎金融知識過度自信的比例為33.12%，對專業金融知識過度自信的比例為59.68%。

　　與過度自信具有密切邏輯關聯的投資者非理性行為是過度交易。借鑒已有研究，課題組將年交易次數超過48次的投資者識別為過度交易者，發現受訪投資者中過度交易者的比例為37.14%。其中，男性投資者中過度交易者占比為41.67%，比女性投資者高10.11%；文化程度為高中以上、職業與經濟或金融相關、金融資產總量為10-50萬的投資者中，其過度交易者占比更高。數據對比分析結果還顯示，交易經驗為3-5年的投資者過度自信的程度比其他投資者分組更高，其過度交易者的比例比交易經驗為3年以下分組高12%，比交易經驗為5年以上的投資者分組高10%。這是由于有一定投資經驗的投資者，更容易高估自己判斷證券價值和市場趨勢的準確程度，對自己的投資技巧具有不符合實際的自信，從而交易更加頻繁。

　　5.超六成投資者具有較好風險感知能力，體現了金融知識教育在增強投資者風險防范能力方面的作用

　　具備基本的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應對能力，樹立正確的風險觀，是衡量投資者成熟度的重要指標。課題組在問卷中設計了測度投資者對宏觀、行業、公司和決策行為的風險感知能力及風險規避的能力的相關問題。調查數據顯示，整體上，超6成的受訪者表現出具有較好的風險感知能力。其中，具有行業風險感知能力（認同所投資的行業發布利空消息可能帶來投資損失）的投資者占比最高，為65.64%。對投資者金融知識與投資者風險能力的結合分析表明，隨著基礎金融知識的提高，投資者的決策行為風險感知能力（認同買入短期內漲跌幅均較大的股票可能帶來投資損失）不斷提升。基礎金融知識為5分時，在各類風險中，投資者認為自己有信心規避該類風險帶來損失的比例最高，為54.39%。專業金融知識的提升，增強了投資者對宏觀風險（認同央行提高基準利率可能帶來投資損失）和公司風險（認同所投資的公司發布利空業績公告可能帶來投資損失）的感知能力。調查結果體現了金融知識在調動投資者關注風險的積極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說明了金融知識的提升有助于增強投資者抵御風險的能力與信心。

　　三、進一步提升我國投資者教育效率的思考與建議

　　1. 喚醒投資者長期、持續接受金融教育的意識，是樹立理性投資理念的關鍵

　　從成熟資本市場的投資者教育經驗來看，金融教育貫穿投資者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穩定財富觀的形成需要長時間的積淀。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和投資者教育工作的普及，我國投資者主動接受投資者教育的意識雖然有所增強，但持續性接受金融教育的意識和行動依然薄弱。課題組調查數據顯示，近四年來我國投資者“長期接受投資者教育(定期或不定期地)”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趨勢，2017、2018、2019年分別為45.96%、40.27%、36.39%，2020年下降到20.39%，表明要讓投資者真正深入理解金融教育的重要作用并持之以恒地接受相關金融素養提升教育還任重道遠。對投教工作者（施教者）的調查數據顯示：一方面，“宣傳(直接面向和服務于投資者的一線教育工作等)”是投教工作的重點，施教者人數占比為74.51%，另一方面，“長期開展投資者教育活動（定期或不定期地）”的比例為65.01%，較2019年下降了5.72%。這表明金融機構較為重視投教宣傳相關工作，注重提高投資者的金融教育參與度，但在培養投資者長期接受金融教育的習慣方面稍顯力度不足。課題組認為，無論是作為施教者的金融機構還是受教者的個人投資者，都應認識到投資者金融素養教育是場持久戰，投教工作的效應顯現是一個典型的“慢變量”，它的效果和效率往往無法用某些短期指標變動或即時的投入產出指標來衡量，需要市場參與各方秉持同一的戰略思維，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久久為功”。

　　理性投資和價值投資理念的缺失是造成投資者行為偏誤的重要因素，切實發揮投資者教育對投資實踐的指導作用，要促進投資者樹立科學的理財觀念。對投資者教育與非理性決策行為的交叉組合分析發現，上一年度在金融教育上的資金投入占收入比例低于5%、在金融教育上的時間投入每周低于2小時的投資者，2020年的年換手率平均值為339.48%。隨著金融教育投入（包括資金投入和時間投入）的提高，上一年度在金融教育上的資金投入占收入比例超過10%、在金融教育上的時間投入每周高于3小時的投資者，2020年的年換手率平均值為299.30%。調查數據表明金融教育有助于降低投資者頻繁交易的傾向，引導投資者理性投資。上述分析表明，培育健康的投資文化，施教者應注重培養投資者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增強理財意識、投資理念方面的投資者教育內容投放。

　　2.完整理解投教工作的痛點與難點，利用金融科技開展“千人千面”的投教是未來方向

　　對金融機構開展投資者教育的目的與難點的調查，有助于了解投教工作者（施教者）對投教核心思想的理解程度，更好地調整金融機構投資者教育的發展方向。關于金融機構開展投教目的的調查數據顯示，施教者認為投資者教育“幫助投資者獲得基本的金融知識和投資技能，引導投資者理性投資”和“引導投資者樹立正確的風險意識和維權意識，保護投資者正當權益”的重要程度分值逐年遞增，2018、2019和2020年，前者的分值從2.63分、2.78分上升到2.84分，后者的分值從2.03分、2.24分上升到2.35分。

　　了解投教的難點有助于對癥下藥，提高投資者教育的效率。最近2年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選擇“投資者水平參差不齊，人員分散，難以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工作”這一選項是金融機構開展投教工作最主要難點的受訪者比例最高，2020年調查中該比例接近七成，達69.34%。選擇“投資者對投教活動不感興趣，配合度不高”的受訪者比例排名第二，在2020年調查中選擇該選項的受訪者比例為62.66%。這與課題組在2019年報告中提出的觀點一致，投資者對投教的需求存在性別、投資年限和地域差異，不同的投資者對投教內容、投教渠道、投教主體的偏好各有不同，即投資者存在“千人千面”的投教需求，過于標準化的、“一刀切”的投教方式難以滿足投資者個性化的投教需求。未來投教工作實際效率的有效提升，還需要金融機構探索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與技術開展個性化的投資者教育。

　　3.投教工作的“反哺效應”為金融機構所逐步認識

　　我國金融機構開展投教的動力源是課題組持續關注的問題，并首次提出“券商投資者教育悖論”概念：投資者教育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資源投入，但投教的效益卻是社會的、公益的，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而作為商業機構的券商開展投資者教育是否僅僅被動地達標監管要求或者僅為履行行業準入義務？還是具有基于商業利益的內生動力？課題組在連續多年的調查和研究中逐步對這一問題有了更清晰的認識。調查結果表明，金融機構開展投資者教育既是義務，也同時具有商業利益。歷年的調查數據顯示，認為投教工作“對公司的發展和業務有直接幫助”選項的得分呈逐年上升趨勢：2018、2019和2020年分別為3.31分、3.38分和3.70分，表明金融機構已經意識到投資者教育不是單純的公共產品，對自身業務開展具有“反哺效應”，開始逐步轉變投教視角，越來越重視從投資者的角度思考投教工作的作用和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認為投教動力“主要來自監管部門、協會等的強制性要求”依然是排名第二的選項，且分值由2019年的3.08提高至3.53，說明金融監管當局的要求仍是金融機構開展投資者教育必不可少的外在推動力。提升金融機構對投資者教育的認同感，充分調動金融機構主動進行投資者教育的積極性，促進金融機構投教工作監管驅動與利益驅動的有效結合，提供高質量、高效率的投教服務，是構建投資者教育長效機制需要關注的重要方面。

　　4.我國投資者教育要向提升效果與效率轉型，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國資本市場實際的投教評估體系

　　我國的投資者教育已經走過了粗放式、運動式發展階段，確立市場各參與方對投教工作必要性的認識與廣泛的覆蓋面是這一階段的基本成果。今后投教的發展是要向提升效果與效率轉型，提高投教的實際效果，提升投教工作的效率。這就需要逐步建立一個符合我國資本市場實際的投教評估體系。近年來，金融機構在開展投教工作中也很重視對投教效果的評估，調查數據顯示，2020年進行了投教效果評估的金融機構比例為97.86%，較2019年提升了55.79%（2019年比例為42.07%），僅有2.14%的施教者表示沒有進行過相關投教評估工作。其中，“對投資者教育活動的滿意度”是金融機構最關心的效果指標，評估比例為83.80%，其次是“對投資者接受教育前后金融知識與技能變化的測評”，比例為78.94%。但部分內容的投教效果評估，如投資者理性程度、維權意識與維權能力、施教者的投教工作考評等稍顯不足，比例為50%左右。表明雖然金融機構做了部分投教效果的評估，但評估指標的構建方式千差萬別，并未形成較為統一的評估指標和評估體系，說明目前我國的投教效果評估指標和體系尚處于建立階段，有待進一步探討和完善。

　　對投資者教育效果的評估是投資者教育長效機制建立的重要一環，科學的評估方法有利于動態的、全面的分析投資者受金融教育狀況。課題組依據多年的投教研究經驗和調查數據，嘗試對評估方法進行創新，構建評估指標體系，編制投資者金融教育指數。兼顧各個維度的金融教育特征，同時考慮指數的系統性、數據的連續性與方法的完整性，依據投資者對金融教育的資金投入、時間投入、對投教主體的知悉度與參與度、獲取投教服務的時機、接受投教的內容、渠道與頻率，采用適當的量化工具與方法確定具體指標權重以合成投資者金融教育指數，并通過對我國投教實踐的跟蹤研究，驗證投資者金融教育指數的評估適用性和有效性。

　　資本市場是一個內涵豐富、機理復雜的生態系統，投資者既是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也是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推動者，建設高質量的資本市場離不開高質量的投資者教育。處于新發展階段的投資者教育，要以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為依托，以優質內容為重點，針對不同層次的投資者群體采用差異化的教育方式，充分發揮各投教主體的資源優勢，形成合力以持續優化市場生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期望通過市場各方的努力，完善我國投資者教育服務體系，構建投資者教育長效機制，共建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

　　課題統籌：李建勇、歐陽西；報告主要執筆：彭倩、宋明莎。何偉兵、張湘毛、武泰宇、陳名佳等參與問卷設計與調查。特別致謝廣發證券零售業務總部、廣發證券總部投教基地及各分支機構對本次問卷調查的大力支持。

　　1課題組將參與投資者教育活動的主體劃分為以下三大類：（1）金融監管部門和各交易所（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各類行業協會（證券業協會、基金業協會等）；（2）金融機構（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基金公司、銀行、信托公司、保險公司等）；（3）基礎教育單位（小學、初中、高中）、高等院校（大學）、各類媒體（電視臺、報紙、網站等）以及其他第三方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