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動機
2017年7月6日凌晨,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民警接到孫某報警稱,在閔行區某超市地下停車場,其妻子張女士帶著兩歲的孩子在自家私家轎車內遭一名蒙面男子持刀威脅,被搶走5000余元現金；6月7日,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萬象城停車場,一名女司機遭遇一男子持刀搶劫,該男子次日又去停車場時,被商場保安抓獲……
近年來,大型寫字樓、商場超市及居民小區的地下停車場內不時發生安全事件。此類安全事件緣何時有發生?如何預防?《法制日報》記者對此進行了深入調查。
在曾經以為安全的地方遭遇“不測”,這是在重慶工作的單身女性邱楓對自己半年前一次經歷的概括。
一天晚上,邱楓駕車回到位于重慶市渝北區的居住地。在小區地下停車場停好車,邱楓一下車就發現有人一直盯著自己。發現不對勁的邱楓馬上上車鎖好車門,開始撥打小區物業管理24小時值班電話。
“對方在車外看了我一陣才走。”邱楓回憶說,“當時,我不斷撥打物業值班電話,但一直無人接聽。因為擔心萬一是判斷失誤,我沒有打110報警。后來,我要求小區物業調監控視頻,發現地下停車場大概有十多個點都是壞的,無法調取。”
《法制日報》記者調查發現,邱楓的遭遇并非孤例。
治安隱患不少
在北京市一些商場超市及居民小區地下停車場,《法制日報》記者調查發現一些“通病”:地下停車場光線昏暗、監控探頭存在盲區、手機信號受影響、GPS導航系統接收不到信號等。
7月29日,《法制日報》記者來到位于北京市草橋地區家樂福超市地下停車場,這里有一個入口直通超市,不少攝像頭“注視”著來往的車輛與人員。不過,記者在地下停車場內轉了一圈,沒有見到物業管理人員。
進入地下停車場后,記者的手機信號明顯變弱,尤其是到遠離超市入口的位置時,手機顯示沒有信號。“地下停車場光線這么暗,信號又差,如果發生搶劫,報警都來不及。”一名取車的女士說。
7月30日下午,《法制日報》記者來到位于北京市朝陽區的悠唐購物中心,這里聚集著各類商家,但其地下停車場的環境不容樂觀——在下行通道旁邊,有多輛車輛停放,而且整個下行通道燈光微弱,車輛進入地下停車場猶如穿越“黑洞”。負四樓停車場入口處,僅有兩三名人員值班,在這個容納兩三百輛機動車的停放區域,記者沒有發現物業管理人員巡邏,手機信號也比較差。
7月31日10時30分左右,《法制日報》記者來到位于北京市朝陽區的頤堤港地下停車場。地下停車場分為兩層,目測每一層約有兩個足球場那么大。兩層停車場內燈光較暗,不過,交通標識和安全出口標識比較完善,路口急彎處裝有凸面反光鏡,行車道和人行道用不同顏色區分,地面和墻壁有清楚的指向標,每個路口的不同方向都裝有監控攝像頭。即便如此,有多名顧客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該地下停車場內路口復雜,宛如迷宮,容易迷路。
在頤堤港地下停車場,《法制日報》記者詢問收費崗亭工作人員得知,該地下停車場有3個出口,停車場內有安保人員定時步行巡邏,安保主任開著巡邏車巡邏。記者質疑說在停車場內未見到巡邏人員。工作人員稱,停車場很大,步行巡邏一趟費時較長,所以可能見不到巡邏的工作人員。
隨后,《法制日報》記者來到頤堤港附近的晶都國際小區地下停車場,該停車場就在小區大門旁邊。記者步行進入地下停車場,小區大門處的保安未做詢問和阻攔。進入該小區地下停車場后,記者發現,停車場內光線陡暗,頭頂只有幾盞日光燈。地下停車場入口拐角處沒有凸面反光鏡,司機視線容易受阻。記者循著道路走到坡底,發現左側有一崗亭亮著燈,里面有小電風扇和水杯,但無人值守。記者繼續按照道路標識指示的出口方向前行,一直走到出口處也沒有看見監控攝像頭。其間,記者的手機一直沒有信號。停車場的出口只有車牌自動識別系統,無人值守。停車場出口緊鄰小區另一個大門。記者詢問門口的保安,停車場是否由他管理。保安否認,說地下停車場由小區物業管理。詢問管理人員在哪兒,保安說他也不知道。記者隨后再次從停車場出口處步行進入,保安人員也沒有阻攔。再次來到先前發現的停車場內部崗亭時,亭內仍無管理人員。
火災危害大
除了治安安全隱患,地下停車場還是火災高發地區。
7月27日22時15分,浙江省寧波市鎮海消防部門接警,位于鎮海駱駝錦繡江南高層小區內地下停車場起火；
6月8日上午,浙江省杭州市復興路清怡花苑的地下停車場起火；
2月22日下午,天津市和平區岳陽道與西安道交口附近的合心園小區3號樓的地下停車場突然冒出濃煙。多輛消防車到達現場后才撲滅火災……
據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孫浩介紹,大型地下停車場排氣孔面積較小,散熱性能比較低,因而在發生火災之時,散熱較慢,地下停車場的內部溫度上升速度較快,室內的空氣體積增長速度也比較快,從而導致室內壓力增大,再加上大型商業建筑的地下停車場空間大,上下左右連接在一起,汽車中的內部裝飾又多采用聚氨酯類的合成材料,易于燃燒。一旦發生火災,火勢會迅速蔓延開來,從而造成嚴重的火災事故。另外,大型地下商業建筑的地下停車場發生火災時容易出現“轟燃”現象,當火勢進一步蔓延時,室內的空氣成分也會發生變化,室內溫度不斷升高,形成更大的室內壓力,導致原來的空氣流動風向發生變化,并不斷增大風力流動的壓力,一部分風壓到達出口后,會隨著洞口的新鮮空氣返回室內,朝反方向流動,從而擴大火勢,造成更大的火災危害。
“大型的地下商業建筑內部功能比較多,內部建筑的設計形式也比較復雜,而其地下停車場的設計相對來說也較為復雜,容易導致人們在地下停車場出現緊急情況,影響人們尋找安全出口的方向。”孫浩說,尤其是一些商業廣場的地下停車場設計通道和出口都是單向的,沒有對消費安全出口做出明確的標識。另外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大型地下商業建筑地下車庫的安全疏散通道或出口,不夠寬敞,會影響車輛的疏散。
《法制日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在超市等人員密度大的地下停車場或者是停車位緊張的居民小區地下停車場內,停車占據安全通道以及轎車擋住安全門的情況并不少見。
在北京市海淀區雙榆樹路某小區,有車主將機動車停在地下停車場的疏散通道上,行人通過都得側著身子,要是拎著大包小包就更加不方便了,稍不小心就會碰到車門或后視鏡。
在北京市豐臺區名都家苑小區地下停車場,備案的車位少,但實際劃設了多個車位,其中一些車位就劃在安全出口前,存在安全隱患。
糾紛處理難
趙佳欣,遼寧省大連市人。2017年5月14日,在大連西安路羅斯福商場地下付費停車場停車后,趙佳欣的車輛被刮蹭。
當天18時39分,趙佳欣駕車進入商場附屬的地下停車場后,將車停在劃線清楚的停車位上。“沒有壓線、占道、阻礙其他車輛等問題,就是規規矩矩地停在了車位里面。然而,20時40分左右,我回到停車場時發現,我的車右側車門有明顯的剮蹭痕跡,我馬上找工作人員說明情況。保安告訴我無法調取監控,需要警方授權”。
隨即,趙佳欣前往交警支隊尋求幫助。在取得警方授權后,地下停車場的工作人員為其調取監控,結果發現停車處是監控死角,“我在調監控時發現,地下停車場的監控死角特別多,沒有拍到車輛被剮蹭的過程,但是停車場入口的攝像頭清楚拍到了我的車在入場時是沒有任何傷痕的。”趙佳欣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我對交警的處理還是很滿意的。交警的答復是,‘如果車在行駛過程中發生碰撞,歸交警管轄,但是車停在停車場里,在靜止狀態下發生車損,不在交警管轄范圍內,理應由車場負責。如果需要調解,也應該歸當地派出所負責’”。
趙佳欣隨后向派出所報警。“派出所出警很及時,前后出警了兩次,不過派出所民警表示此事不在他們的管轄范圍內,如果我能夠和停車場協調最好,協調不了就只能去法院起訴。可是,誰會為了幾百元去法院起訴,耽誤不起。”趙佳欣說。
在趙佳欣看來,此事應該由停車場負責,“但是商場的負責人明確對我說,商場不承擔任何責任,收費的依據是提供了車位,車輛被剮蹭需要去找肇事方,并且商場一直在幫我調取監控錄像。按照商場的態度,這件事就好像發生在馬路上,而不是發生在商場的收費停車場里”。
最后的解決方案是,趙佳欣把車送到4S店,花了500元維修,“因為金額不大,不值得出保險”。
《法制日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在地下停車場發生糾紛后,在處理過程中,車主與停車場之間的合同關系往往成為爭議焦點。
對此,北京律師龐偉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車輛停放在地下停車場內,車輛駕駛人與地下停車場的管理方就形成了合同關系。在停放期間,如果車輛因第三人原因遭受損壞,車主或車輛駕駛人可依據合同法向地下停車場管理方索賠,地下停車場管理方承擔賠償責任后,可以向肇事方追償。
龐偉說,不過,即使是依據合同法處理,目前仍存在分歧,即場地租賃合同和保管合同之爭。
2015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曾對一起類似案件作出判決。
在上海市一中院審理的這起案件中,原告車輛在被告的地下停車場內受損,由此提起訴訟。法院審理認為,根據在案證據及當事人陳述可以認定,車輛鑰匙由原告自行保管,被告根據停車憑證計時收取停車費后即對停放車輛予以放行,并不對停放車輛及駕駛員的其他情況予以審核,此種情形并不符合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對保管物應有的控制及占有特征。另外,根據被告每小時收取7元停車費的實際情況,不應當推定被告訂立合同之本意中包含愿意承擔保管車輛的較重義務。法院最終認定為場地租賃合同關系。
不過,也有法院認為,將車輛停放在地下停車場內,車輛完全置于地下停車場的管理之下,構成交付,故而認定為保管合同。
在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二終字第1545號判決書中,原告車輛在被告停車場中丟失,由此產生訴訟。原告將車輛停放在被告經營的停車場,案涉車輛完全置于被告的管理之下,并不存在被告將案涉停車場交付原告使用、收益,原告自行管理車輛的情形,且原告就其停放車輛的行為向被告支付了相應的停車費,故雙方之間成立有償的保管合同關系。
兩種合同關系的認定,直接決定涉事停車場對車輛事故負有的責任比例。在場地租賃合同關系的認定之下,涉事停車場一般只承擔30%左右的責任；在保管合同關系的認定之下,涉事停車場幾乎承擔全額責任。
龐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說,也有業內人士認為,車輛停放在地下停車場屬于一種服務合同,“包含提供臨時場地和進行安全管理的內容,其管理保護義務低于一般保管合同,類似于在小區租的車位,使用人交兩種費用,一是給車位所有人的租賃費,二是給物管的車位物管費。商業停車費類似兩者結合”。
對此,北京律師朱兆林認為,加強地下停車場的安保工作是停車場管理方的法定責任和義務。“小區停車場的經營模式是收費停車模式,商業場所停車場則采用收費停車或購物消費免停車費兩種模式。”朱兆林說,無論停車場采取哪種模式運營,市民將車開進停車場后,就與停車場管理方建立了消費服務合同關系。按照相關法律法規,消費服務合同關系達成后,停車場管理方就有責任和義務為車主提供安全的停車環境,在自己能力范圍內保護車主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如果有人在地下停車場內實施搶劫,導致消費者人身或財產受到損害,停車場管理方存在過錯未盡到安保責任,受損者或者受害者可以要求管理方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朱兆林說。記者 趙麗 實習生 戴夢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