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網站19日發表了題為《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中國貨幣調控方式轉型》的工作論文，論文作者為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徐忠在長達2萬余字的論文中9次提及降準(降低法定準備金率)，提出適度降低法定準備金要求，從而降低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稅負擔。論文還提出，中國貨幣政策調控方式應該從以貨幣數量調控為主轉向貨幣價格調控為主。
徐忠認為，2017年以來我國加強了金融監管力度，隨著各項監管措施逐步到位，大量表外業務將回歸表內。在金融市場風險得到有效緩釋的同時，銀行資本充足度和準備金也將面臨明顯約束，我國也應適度降低法定準備金要求，從而降低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稅負擔，暢通利率傳導機制。
但他同時表示，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相當長時間保持一個相對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也是必然的。
徐忠提到，自2015年底以來，央行堅持守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不進行普遍降準和定向降準，僅是結合普惠金融發展于2018年1月進行一次定向降準。
為何多年來央行很少進行降準？徐忠解釋稱，在潛在增速趨勢性下行與經濟周期性下滑交織重疊背景下，大幅降低準備金要求將釋放強烈寬松政策信號，與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基調明顯不符。因此，中國人民銀行主要通過逆回購業務、SLF 和MLF 等方式彌補市場流動性數量缺口，始終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保持在相對較高水平。
此外，徐忠還提出，中國的貨幣政策調控方式應該從以貨幣數量調控為主轉向貨幣價格調控為主。
在徐忠看來，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貨幣政策調控方式應該從以貨幣數量調控為主轉向貨幣價格調控為主。對貨幣調控方式理論、國際經驗和中國間接貨幣調控轉型的全面梳理表明，隨著利率市場化的加速推進和基本完成，由于金融創新和脫媒迅猛發展，我國傳統數量為主貨幣調控有效性日益下降，亟須轉向價格型調控方式。
不過，實現貨幣價格調控并非很快就能實現。徐忠進一步指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轉軌新興經濟體，經濟金融發展各階段宏觀調控主要矛盾和特征并不一致，不同時期政策的著力點各有側重，不同類型貨幣調控的政策效果存在明顯差異。從二十多年貨幣政策的實踐來看，我國經濟金融仍存在很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制約著金融市場功能的有效發揮和利率傳導機制的暢通有效，貨幣價格調控方式轉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值得一提的是，在6月14日的陸家嘴論壇上，徐忠也曾提到貨幣政策。最近一段時間，市場在討論是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利于去杠桿，還是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有利于去杠桿。
徐忠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事實上，在近年杠桿率處于高位，勞動生產率在下降或處于低位的背景下，貨幣政策的空間很小。因為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引發房地產泡沫，緊的貨幣政策又會使債務不可持續。此時，只有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才能為去杠桿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通過財稅改革為核心的結構性改革，使資產的回報率高于名義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