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步入存量改革深水區，土地財政頑疾、房地產調控困局及地方巨額債務風險等問題亟待解決。上述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平衡。對此，應盡快調整中央和地方在財權和事權上的分配，明確公共服務歸中央、民生保障歸地方、投資歸市場，適當加大中央政府支出責任，降低地方財政支出壓力。盡快完善地方稅體系，滿足地方“開源”要求。

　　研究表明，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財政收入占比逐步上升到50%左右，地方財政支出占比持續攀升到80%。在當前經濟轉型期，除民生等一般剛性支出外，地方承擔著拉動投資、發展新興產業的任務。盡管有中央轉移支付，但多以專項轉移支付為主，這無疑限制了地方調動財力自由度，因此地方不得不把土地作為財政“開源”主要手段。

　　針對上述問題，當務之急就是調整中央和地方在財權和事權上的分配。如果大幅度降低國稅比重，由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壓力較大，同時可能面臨赤字風險，因此操作起來難度較大。現階段可以考慮增加中央支出，明確公共服務歸中央、民生保障歸地方、投資歸市場，降低地方財政支出壓力，以實現財權與事權相匹配。

　　具體而言，根據收益范圍和規模經濟等因素考慮，可將環境保護、安全生產和食品安全等事權上收至中央。隨著城鎮化不斷推進，對在農村人口市民化過程中涉及的社會保障、公共醫療和義務教育等，中央需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以保障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跨區域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央財政應進一步增加投資。

　　在上收部分事權的同時，中央應適度下放部分財權，以穩定地方財源。據測算，在“十二五”期間“營改增”全面完成后，地方掌握的唯一主體稅種營業稅就進入共享稅序列。如其他稅種不做相應調整，增值稅在全部稅收收入中占比會躍升至55%以上。如繼續按中央與地方增值稅分成比例75∶25分配，地方稅收會大幅減少。因此，可考慮提高地方在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共享稅中分成比例。例如，中央與地方增值稅分成比例可調整為55∶45，企業所得稅分成比例可由60：40調整為50∶50。

　　同時，應加快構建地方稅體系，賦予地方一定自主稅收管理權限。其中，資源稅、房產稅和環境稅可作為地方稅源重要支柱，替代營業稅作為地方主體稅種。應加快探索建立市政債發行制度，賦予地方以發行市政債為基礎設施融資的權利，最終實現地方自主事權和財權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