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陳云賢*

　　2020年10月中旬，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在廣東大地激蕩起陣陣春潮。“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的時代強音，讓我由衷地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磅礴偉力而自豪。恰在此時，中國證券業協會的一紙約稿函，又讓我的思緒穿越30年的風雨，回想起中國資本市場源流之始的許多人、許多事……

　　一、我不是下海

　　1990年底，滬、深兩地證券交易所開市鳴鑼，余音繞梁之際，首批證券經營機構已在全國各地紛紛涌現。1991年8月28日，中國證券業協會在北京成立，在洋溢著全新氣象的21世紀飯店，召開了第一次會員大會。作為廣東發展銀行證券部的代表，我很榮幸地出席了這次富有開創意義的全國性行業盛會。

　　彼時彼刻，尤感幸運的是，廣東發展銀行證券部不久前剛從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領取批文，即將籌建完成；而我本人，則剛從北京大學博士畢業一個多月，在中國證券業協會首次會員大會召開之前，我剛剛實現了從資本市場理論研究者向證券經營機構管理者的身份轉變。

　　1991年9月8日，在廣州市海珠廣場的一處柜臺前，廣東發展銀行證券部正式掛牌營業，我擔任總經理。包括我在內的員工僅有6人，注冊資本為1000萬元，其中現金僅有200萬元。作為證券行業首批經營機構，廣發證券在篳路藍縷中開啟了征程。

　　初創的中國資本市場是一片充滿魅力的藍海，每一家證券公司既享有發展的機遇，也承擔著未知的風險。而在當時的我看來，資本市場并不是完全未知的，其發展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這份自信，源于此前三年我在北京大學的求學和研究經歷。

　　1988年初，我還是福州大學財經學院的一名講師，像許多同齡人一樣，我經歷過“上山下鄉”，在貧瘠的農村插過隊，對“知識改變命運”有著深深的憧憬。繼考入福建師范大學、在著名經濟學家陳征先生門下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后，我繼續一邊工作一邊備考，終于在1988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學，師從著名經濟學家蕭灼基教授，攻讀博士學位。

　　蕭灼基教授是國內最早研究股份制經濟和證券市場的專家之一，他帶領我們一眾學生，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情況，不斷地提出新的觀點，在經濟學界領風氣之先。在他的鼓勵下，我的博士畢業論文確定為一個前沿課題：比較美國、英國、德國、日本金融體系，探索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模式。于是，在中國資本市場正式成立之前，我已走進資本市場學術研究的大門，潛心研究這一前沿領域的內在規律。

　　該課題的“前沿”也意味著研究道路的艱辛，國內能夠借鑒參考的資料十分稀少，理論上的瓶頸重重。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國內理論界，對資本市場姓“社”姓“資”尚在爭議中，將其作為畢業論文的研究對象，我內心深知，要冒著不能如期畢業的風險。

　　在北大寬容自由的學風下，蕭灼基教授鼓勵我們跨越門第，向其他經濟學家請教問題。陳振漢、胡代光、范家驤、張友仁、厲以寧、劉方棫等一批經濟學教授先后對我的研究給予了寶貴指導。尤其是在陳岱孫先生、蕭灼基教授的分析和鼓勵下，我大膽地將資本的要素納入生產要素當中，在國內理論界中實現了突破。1991年，我的博士論文《中外證券投資比較研究》順利通過答辯。同年8月，該論文經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整理，以《證券投資論》的書名正式出版，成為國內第一部研究證券投資理論的著作。

　　這段求學與研究經歷令我終生難忘。學術研究雖然艱辛，但“無限風光在險峰”，理論王國中的每一步探索前行，都令我深深著迷。蕭灼基教授和一大批名師的風范，更如春風化雨般沁入我們晚輩學人的心田。身為學生的時光雖然有限，但畢業之后，學術理論仍是我矢志不渝的追求，知識分子的品行操守仍是我堅守一生的底色。

　　1991年的春天，面臨畢業后的不同選擇時，我決心南下來到廣東發展銀行，受命籌建證券部。做出這一選擇的首要考量，是因為在我看來，改革前沿陣地的廣州和虎虎有生氣的廣東發展銀行，是我能夠將資本市場理論研究付諸實踐的優質“試驗田”。在新生的中國資本市場創建廣發證券、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值得托付個人命運的美好事業。

　　幸運的是，在資本市場的知行之路上，我并非獨行。廣發證券起步時家底微薄，但在伍池新行長等領導的開明支持下，我不僅得到了所在銀行系統內專業人才的扶助，而且努力從經濟理論學界網羅了一批高層次人才。中央黨校教授、與我相識于1985年的摯友馬慶泉博士，聽說我在廣州創辦廣發證券后，欣然南下，成為我最親密的創業伙伴。我的碩士同學、當時已成為福州市最早幾位博士之一的方加春博士，在我的多次力邀之下，放棄穩定的事業平臺，舉家遷來廣州，投身廣發證券。著名經濟學家劉詩白教授的開門弟子、與我相識多年的李建勇博士，也在我長達數年的誠邀之下，作別他在西南財大的事業，從經濟理論界知名學者轉身成為廣發證券干將，等等。

　　廣發證券的創業條件艱苦，馬慶泉博士甚至三四年在辦公室睡地鋪，但是受到創業精神感召的一批博士，以及王鴻茂、葉俊英、李紓之、董正青等一大批碩士、學士和專業人才，成為廣發證券最寶貴的資源。“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廣發證券多個業務條線成長迅速，1995年開始進入全國十大券商行列。1996年初，廣發證券已擁有17名博士，在當時的證券行業十分罕見。這一現象受到社會媒體的關注，1996年5月27日，華南權威媒體南方日報頭版頭條發表報道《資本市場上的“博士軍團”——來自廣發證券公司的報告》，“博士軍團”自此成為多年來廣發證券最具標志性的專有名片。

　　這段時期，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媒體采訪，是新華社駐廣東分社記者王志綱提出的一個問題。當時，他先后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分別向我和馬博士發問：“你們下海主要是怎么想的？”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我和馬博士此前并無溝通，但心有靈犀，在第一時間都做出了相同的回答：“我們不是下海。”

　　我否認“下海”這一說法，是因為創業多年后，雖然掛著“董事長”等頭銜，但內心深處關于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一直沒有變。我始終認為，廣發證券是一個事業平臺，是我們這一批知識分子托付報國情懷、將理論知識應用于中國資本市場實踐的地方。馬博士的回答則更具激情：“我們不是下海，我們是‘北伐’，要在廣州打造一個金融集團，向北方、向全國進軍。”

　　我對“下海”的說法甚至有一些本能的排斥，隱約感到這關乎個人的金錢觀。身處資本市場，并不應諱言金錢，廣發證券在具有一定規模后，對員工的物質待遇也有市場化的提升——但是，金錢與物質既不是我們的初衷，也不應成為事業發展、團隊成長的唯一動力源泉。

　　那么，作為一個事業平臺，廣發證券發展的動力源泉應當是什么？在創業經歷中，我們的阻力乃至風險是什么？至今回想，我感受頗多。

　　二、事業，行走在懸崖邊緣上

　　伴隨著市場的潮漲潮落，中國證券業步入1995年時，經受了第一次顯著的浪潮沖擊。許多曾經出席中國證券業協會第一次會員大會的證券經營機構，由于此前擴張失速，在這一年遭遇了經營困境。“327”國債事件進一步催化了行業局勢，曾經令人仰望的大型券商在這一年發生了更迭，過早地從行業中消失。

　　遺憾之余，更覺資本市場的多變與無情。在此前一年，廣發證券已由原來的證券部組建為專業的證券公司，思路清晰地按照廣義的投資銀行模式來經營。公司內部提出了“股份化、集團化、國際化、規范化”的發展目標，成為堅持多年的“四化”創業綱領。1995年的廣發證券，抓住銀證分業與行業逆周期的契機，通過自設、系統內整編和市場化并購，網點規模和資本實力顯著增強，投資銀行業務更通過一系列標桿項目打響了名號，業務領域從廣東邁向全國。

　　1995年給我留下深刻記憶的還有兩件事：其一，在組織的高度信任下，我成為廣東發展銀行收購中銀信托項目在執行層面的牽頭人。我與4名員工前往北京封閉辦公整整3個月，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直接監督下，推進處理了十分繁雜的業務、會計、法律和綜合事務，為這一重大而敏感的項目貢獻了心力。其二，是我的身體狀況頻頻亮起紅燈。在組建公司前后，熬夜加班多，精神壓力大，我經常感覺到身體不適，但除了虛胖，卻又檢查不出來問題，而當時的醫學并沒有“亞健康”的說法。直到這一年，我因為心臟難受直接住院，中山大學附屬醫院神經科的一位老醫生十分嚴肅地告訴我：雖然你年齡還不到40歲，身體看似沒有什么毛病，但是身體狀態已經像是60多歲的老人，出現了老年人身上才有的許多癥狀。

　　在這個激情的創業年代，一顆事業心，一副健康的身體，似乎很難兼得。記得在公司成功改組并舉行慶典的那天，中顧委委員、原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同志欣然為廣東廣發證券公司題字“如日方升”。幸如任仲夷同志所愿，公司的事業呈現了很好的發展勢頭，但包括我在內的多位班子成員，身體狀況卻每況愈下。證券行業是典型的高強度腦力行業，日常的管理經營已不輕松，如果對學習研究有所追求，以及每當諸如對外收購項目、發行上市業務的機遇來臨時，要全力爭取，就難免心力交瘁。包括廣發在內的許多證券公司，干部隊伍中都發生過令人喟嘆的極端事件。也許，一個人只要有了事業心，就如同行走在懸崖邊緣，這第一道懸崖，就是個人的健康。

　　證券行業早期的草莽特性，則在無形中壘起了第二道懸崖，這一時期證券機構的經營者往往行走在法紀與規則的邊緣。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和中期，證券公司大多有著難以遏制的擴張沖動。一方面是因為行業規模尚小，證券公司資本金匱乏，且沒有穩定的盈利模式；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證券法規和監管不夠完善。種種因素交織之下，證券公司的投資業務以及拆借資金、挪用客戶保證金等成為行業的灰色地帶。當時實力雄厚的龍頭券商甚至拿出數十億元的重資，在天津進行主營業務以外的拆借交易。而隨著法規與監管逐步建立健全，證券公司大多難以從此前的灰色地帶全身而退，成為“以新規則衡量舊行為”的犧牲品。

　　也是在1995年，隨著行業經營亂象的增多，中央政府相關部委組成了多個調查組，分赴各地檢查。廣發證券在一年中先后迎接了7個批次的調查組，總部所在地廣州華泰賓館16樓格外忙碌。漫長的調查過后，廣發證券在武漢交易市場的200多萬元資金被審計出問題，但是，這一額度風險可控，公司經營總體上是規范的。應當說，廣發證券審慎規范的經營理念以及在業內率先自設稽核部、加強內控監督等舉措，是我們能夠避開“規則陷阱”、能夠從這第二道懸崖邊緣走過的重要因素。

　　第三道懸崖，是錢財的誘惑。金融行業的從業者，尤其是中高層干部，手中掌握的財權遠大于社會多數行業。權力大，風險大，懸崖邊緣的考驗比比皆是，證券行業成為20世紀90年代經濟犯罪的多發地。從1992年造成惡劣影響的深圳“810事件”開始，證券市場亂象就與內部腐敗、個人私欲糾葛不清。曾經的信托巨頭中銀信托在1995年轟然倒地，我和廣發的同事們在接管時發現，其負責人的違法亂紀、干部隊伍的思想混亂，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這種類似的發現，在廣發證券歷次重大托管、收購工作中屢見不鮮。所以，員工隊伍尤其是管理干部的金錢觀，一直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對事業的雄心抱負與對個人物質利益的需求，決不能混為一談。更進一步地說，正是因為公私分明，我們才更敢于做決策、推改革、創事業。在1995年的7批次調查中，廣發證券能夠經得起各部門的輪番考驗，除了公司管理總體規范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司所有的經營決策無一牽扯班子成員的個人利益問題。

　　與錢財這道懸崖伴生的，還有酒色問題。在早期證券公司跑馬圈地式的業務開拓中，營銷、公關都是相互比拼的戰場。在許多地方的風土人情里，不喝酒的確很難做成業務。但如果沉湎于此，甚至以業務和管理為借口而自我放縱，則貽害無窮。相關區域的同業就有前車之鑒。廣發證券在任命異地赴任的營業部負責人時，我都會單獨談話，除了談工作，還重點告誡兩個方面——錢財和酒色。至今，這些干部相聚聊天時，許多人仍記得我要求的“靜、清、勤、謹”四個字。這是我以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習性對廣發干部生活紀律做出的要求。

　　最后一道懸崖邊緣，是理想信念的邊緣，對于公司平臺，對于管理者個人，都是如此。21世紀之初，適逢廣發證券成立十周年，公司梳理了“知識圖強、求實奉獻”的價值觀，也審視了創業階段的發展動源。其中，“規模動源”“利益動源”“機制動源”是外在動源；“知識動源”“協同動源”“使命動源”是內在動源。外在動源是有一定限度的，是可能減弱的；內在動源是無窮的，是公司存在發展的真正力量所在。我們向員工倡導，對個人事業、對公司發展、對國家和社會興亡，要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世紀之交，許多證券公司在增資改制中蛻變，廣發證券堅持了自立自強的發展道路，即使遭遇了風雨，但這份信念一直長期堅守。

　　從1991年到2003年，我在廣發證券工作了12年。12年既漫長，又短暫。值得欣慰的是，廣發證券創業有成，成為具有較好影響力的證券公司，而且我們共同創業的一批人，在這12年間從一道道懸崖的邊緣走過，沒有出現大的偏差。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資本市場的浪潮起伏，對身處其中的個人命運也造成了深刻影響。回首30年，站在2020年的時點，在相同的時間長度中，從行業初創期走過來的證券公司領軍者們，閱歷與感受各不相同。細細想來，在祝福之余，仍感慨萬千。

　　三、能夠留給社會和歷史的，更多的是精神財富的東西

　　2019年，作為中國證券期貨行業唯一的國家級博物館，中國證券博物館專門向廣發證券征集創業期的史料。于是，我從廣東省人民政府正式退休后，再次走進了中國證券博物館所在的上海市黃浦路浦江飯店，在這個中國資本市場源流之地，向博物館捐贈了一批學術著作和實物展品。

　　所捐贈的學術著作，是我和馬慶泉博士、方加春博士、李建勇博士、肖成博士、汪良忠博士和姚汝信博士等人的作品，是我們在中國資本市場知行之路上的心血之作。其中，我捐贈的《證券投資論》《投資銀行論》和《風險收益對應論》，分別于1991年、1995年和1998年正式出版，是我在創業廣發證券過程中，對資本市場連續深入的、自成體系的理論思考。

　　《風險收益對應論》中特別強調了一個論述：投資銀行要將自營投資的資金規模控制在總資產規模的5%以內。直到12年以后，即2010年美國參議院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法案中的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要求：在自營交易方面，允許銀行投資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但資金規模不得高于自身資本的3％。這一要求其實并未突破1998年《風險收益對應論》提出的理論框架。所以，廣發證券“麻雀雖小”，卻一樣能夠實踐出真知，而且是“領先時代的真知”。從管理經營中來，到管理經營中去，這些理論思考也曾幫助創業期的廣發證券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了“知行合一”。例如，在1999年前后的股市中，券商代客理財盛行，但廣發證券經營班子結合風險收益對應論，作出了不涉足這項業務的決策，躲過了后來的市場危機。

　　我還記得，當年在準備將《風險收益對應論》正式發表前，曾遭到廣發證券一些同志的反對。因為著作中的許多經驗和數據，來自廣發證券的實踐，換言之，廣發證券為它們交過學費。但我還是堅持認為，知識應當是屬于社會的，將廣發證券探索的經驗公開發表，只要能夠為行業帶來啟發，就是可貴的貢獻，這種精神財富的貢獻，并不亞于廣發證券規模與利潤的貢獻。

　　這種對行業精神財富的傾注，在創業廣發過程中其實還有很多。例如，1991年剛南下廣州時，我騎著自行車，對當時的廣州證券行業進行了一個多月的實地調研，形成了三篇《廣東發展銀行證券業務設想》，向行領導正式匯報；又在三篇報告的基礎上，從廣東省證券業整體發展的角度，形成了另一篇正式報告《發展廣東證券市場的設想》，提出了股債并舉，一、二級市場并存，國內外市場并用等建議。再者，2000年9月至2001年9月，我赴美國麻省大學波士頓分校進行為期一年的進修學習，歸國時撰寫了《美國金融體系考察研究》一書，并在這本專著的基礎上，用心撰文思考了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證券公司將面臨的六個方面的嚴峻挑戰，要做好對應的六個準備。“六大挑戰”和“六個準備”得到了中國證券報的重視，其在經過整理后以內參的方式報告給國務院主要領導。據后來的反饋，國務院主要領導對該期內參作出了批示，文件轉至全國副部級以上干部傳閱。

　　受求學經歷的影響，不管崗位如何轉換，我始終對讀書、寫書、教書懷有深深的情結。在佛山市和廣東省工作期間，我寫下《超前引領：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與思考》《中國金融改革發展探索》等著作。退休以后，我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9所高校為研究生講授《中觀經濟學》《國家金融學》等新課程。2020年，即使受疫情影響，也想辦法通過網課的方式繼續講學。與年輕的學子在一起，我由衷地感到快樂。

　　細細回顧這些經歷，并非為了自詡所謂的功勞，而是認為，作為改革開放時代洪流中的一名知識分子，能夠留給社會和歷史的，更多的是精神財富的東西。在1991年，我有幸從中國證券業協會第一次會員大會踏入了行業的源流，三十年風雨兼程，追尋著廣發夢、金融夢、中國夢。知識的追求、積累與傳播，正是我們回饋改革開放偉大時代的最好方式。相信中國資本市場“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在下一個三十年走向更輝煌、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