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希臘和歐元區歷史性的一天。
從當地時間8月21日起，希臘政府終于重獲資格自己籌集資金，以對國家債務進行再融資。用歐盟貨幣聯盟委員莫斯科維奇的話來說，就是“希臘將又能邁開自己的雙腿走路了”。而對當地的華商而言，為了熬過這八年，他們可是胼手胝足扛過來的。
在希臘生活超過16年的當地華人梁曼瑜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2008年前后，不少華人都抱著“試試看”的心態來到這個南歐國家。當價廉物美的中國紡織品來到希臘時，這個市場一下子就“火”起來了，華人商鋪紛紛開張，一時成為風潮。但是到了2009年底，希臘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深淵，華商也備受沖擊。
自2010年引爆歐洲債務危機以來，希臘經歷了8年困難期：國內生產總值（GDP）從近3000億美元下跌至約2000億美元（2017年）；公民可支配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一，失業率徘徊在20%，而青年失業率高達42%；另有超過30萬的希臘人為求生計，選擇了背井離鄉。
8月20日，歐洲“三駕馬車”——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央行對希臘政府的最后一次紓困援助畫上句號。希臘社會在這8年里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而堅守在希臘的華商都經歷了些什么呢？
改革步履維艱
當初希臘政府為了換取資金援助和債務減免，不得不通過了一攬子財政緊縮政策，并承諾對國內公共部門盛行的官僚主義之風、官員逃稅及養老金問題做出整改。此外為了刺激投資和經濟增長，希臘還放寬了勞動法、降低了新企業設立的門檻。
在“積重難返”的公共部門，改革可以說是“步履維艱”，事實證明要想在幾年時間內讓希臘效率低下的行政機構和陳舊的教育系統發生質變，是不切實際的奢望。大多數希臘人還沒有意識到，結構性的變革需要長期、持續的努力。
雅典經濟與商業大學教授特薩克羅格魯（Panos Tsakloglou）說：“希臘人需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明白，曾經最受歡迎的公務員崗位已經不是最穩定、收入最好的工作了，越來越多的高薪職位將會出現在私營企業中。”
希臘華僑華人總會會長鄒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身邊的一位希臘好友是政府的高級公務員，在危機前月薪超過了3000歐元，但如今，薪水還不到原來的一半。
雖然公務員薪水和福利已經被大幅削減，但核心的問題似乎還未被真正觸及。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對媒體表示，希臘的改革被一種傳統的“庇護模式”所阻礙，公共部門人數多、牽涉廣，官員們為了自身利益，經常互相抱團，使得由上而下的改革困難重重。他說：“這可能是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他補充道：“我們必須持續改革，并說服人們改變陳腐的觀念和行為。”
歐洲智庫布魯蓋爾研究所（BRUEGEL，即“布魯塞爾歐洲與全球經濟研究所”）副主任德梅爾茨斯 （Maria Demertzis）對此并不樂觀。她認為，希臘政府內部仍然未就改革的問題、原因和解決方案達成共識。她表示，隨著新一輪選舉的臨近，公共部門和養老金的改革將面臨更大的政治壓力。
華商轉型求生
有外媒稱，在私營企業方面，可以謹慎地認為希臘已經出現一些樂觀跡象，部分企業成功度過了危機，并再次實現了盈利。另外當地創新型的初創企業，也正逐漸獲得投資者的青睞。
雖然從總體上看，希臘對私營企業的改革有一定成效，但是代價卻是大量中小企業的倒閉、重組。
雅典小型企業商會主席拉瓦尼斯（Pavlos Ravanis）說：“在歐債危機前業績良好的公司中，目前大約有20%已經轉型成功，重新盈利；另外40%勉強能償還債務，但還沒賺錢；而剩下的40%都成了僵尸企業，沒有納稅也無法還清銀行貸款。” 他補充說：“即便有人愿意出錢投資這些僵尸企業，能救活的也不會超過一半。”
危機導致了民眾消費能力普遍下降。為此，希臘經濟發展部副部長比齊奧拉斯（Stergios Pitsiorlas）呼吁，企業應該發揚創新精神，同時以出口為導向，他說：“希臘企業在這幾年的危機中意識到，只有發展對外出口，企業才能在危機中生存下來。”
雅典的華僑汪鵬曾經在希臘求學，現在主要從事中希貿易。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與傳統以進口中國小商品到希臘的華商不同，他現在做的是反向進口，把希臘特色的橄欖油、蜂蜜、紅酒出口到中國。”
鄒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希臘的華僑華人最多時候達到了三萬多，多來自傳統的僑鄉浙江、福建省。以前在希臘開什么店都能賺錢，但債務危機帶來了經濟大蕭條，不少華商都選擇了離開，目前人數不到兩萬。
留守的華商為了生存要么選擇抱團把生意做大，要么選擇了轉型，比如不少華商都轉向最近幾年比較火熱的房地產和旅游業。
梁曼瑜表示，她身邊有一位華商朋友，11年前來到雅典經營一家服裝批發行，但從2016年起，他“搖身一變”成了一家日本餐廳的老板。隨著危機爆發導致希臘人消費能力大幅下降，傳統的服裝批發難以為繼。2015年時，當他看到希臘旅游業正節節上升，最開始想要轉型經營華人旅館，然而沒有找到合適的旅館接手，于是就轉到了餐飲業。他認為隨著旅游業的復蘇，亞洲飲食在雅典的發展空間很大，實際上開張后餐廳的生意也相當不錯。
人才流失嚴重
希臘服務業發達，但工業基礎薄弱，經濟缺乏核心的支柱產業，一旦遭遇經濟危機，很難短時間內恢復元氣。
德國媒體認為，希臘經濟可能需要數十年才能回到危機前的水平。從長遠看，人才流失是阻礙經濟復蘇的核心問題——在危機期間，超過30萬的希臘人選擇背井離鄉去其他歐盟國家或海灣國家謀生，其中大部分都是學者和高素質的專業人才。
“實際上，希臘在傳統上就是一個移民輸出國，大約有600萬希臘人僑居海外，主要生活在英國和德國。”汪鵬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他還表示，中產階級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消費能力大不如前，要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十分困難。
希臘經濟學家拉扎蕾托（Sofia Lazaretou）對媒體表示：“除了貧困，移民是危機最嚴重的后果。”例如，為培養一名合格的醫生，希臘政府需要付出10萬歐元，而培養一名合格的工程師差不多要5萬歐元。當這些專業人才完成學業后移居國外，希臘政府可謂是血本無歸。專業醫生的外流現象最為嚴重，大多數醫生都選擇去德國發展，因為兩國的醫生收入相差甚遠。
希臘咨詢公司ICAP的一項研究表明，大部分選擇移居他國的希臘人，并非是因為債務危機。44%的受訪者表示，選擇移居是因為希臘國內的腐敗嚴重；27%的人認為國外的工作條件更好；15%的人則是因為更高的收入。
根據希臘統計局數據，2010年至2017年希臘人均收入下降了20%，全職員工目前月收入中位數為1152歐元（約合9080元人民幣）。
更糟的是，ICAP的民調顯示，大多數移居國外的希臘人短時間內都不太可能回國。
馬科泊羅斯（Markopoulos）是一名在希臘大學畢業后就去了德國漢堡工作的醫生，他說：“在德國生活并不容易，我必須努力學好德語。一旦希臘經濟好轉，我可能會回希臘，但這或許需要幾年的時間”。
房市投資良機？
對于希臘經濟未來的走勢，鄒勇表示了謹慎樂觀，他認為齊普拉斯有能力帶領希臘走出困境。汪鵬則更加樂觀，他說：“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現在是最佳的投資時機，尤其在建筑業和地產業。”
為了吸引外來投資，希臘在2013年推出了“黃金簽證”政策，只要來自非歐盟成員國的投資者在希臘境內購買超過25萬歐元的房產，即可獲贈希臘的永久居留權。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近兩年由于希臘投資移民門檻低，又沒有所謂的“移民監”，多家移民中介都推出了希臘買房移民項目，行情一度十分火爆。
據希臘投資促進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8年7月27日，希臘政府共對2968名來自全球的投資者發放了“黃金簽證”，其中來自中國的投資者數量為1395個，占47%；緊隨其后的是俄羅斯（429個）和土耳其（308個）。
鄒勇說，債務危機發生后，希臘房價最多時跌去了三分之二，約在2013年見底，之后因為“黃金簽證”的政策刺激，房市有所回暖。目前較底部回升了20%～30%。他認為，從長遠看，房價有可能會回到原來的水平。
如投資希臘房地產，鄒勇認為首都雅典和地中海小島圣托里尼應當是首選。雅典市中心房產投資總額相對較低，租金收益穩定，可以用來經營民宿；而圣托里尼則比較適合投資小型酒店，預期收益較高，但總投資額也高。
汪鵬也看好希臘的房市。目前，“中國買房者的絕對數量并不多，影響也不算大”。真正讓他看好的原因是國際開發商近兩年紛紛來抄底，比如雅典舊機場的改造項目，另外雅典市中心也有幾個大型商場正在興建中。“這一切與危機最初那幾年的情況截然不同。”
咨詢公司普華永道在《2018年歐洲房地產新趨勢》中給雅典的評價是：“一些機會主義投資者開始嗅到市場的底部。對于希臘債務違約和退出歐元的擔憂已經消退，旅游業蓬勃發展，投資收益率頗具吸引力。”
不過，希臘“黃金簽證”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也暗藏著諸多不足。第一財經記者研究發現，該簽證類型有效的前提是投資者必須一直持有在希臘價值25萬歐元（約合197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房產，一旦因各種原因變賣，簽證將立即失效。
此外，持“黃金簽證”的投資者雖然允許在希臘境內居留，卻不能工作，也無法單獨成立公司（可與希臘人合伙）。
梁曼瑜也表示：“25萬歐元起的投資額，對于中國人來說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這類投資移民的身份不能在希臘工作，因此很多有移民打算的人都會憂慮事業發展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