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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砥礪前行——紀念中國資本市場成立30周年

  ■ 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朱云來 黃朝暉 楚鋼 黃海洲 彭文生

  導言

  1990年12月19日,是A股歷史上首個交易日,全天共成交93筆,交易金額1,016萬元人民幣,其中僅17筆為股票交易,成交金額約49萬元人民幣。30年后的今天,中國資本市場已不可同日而語,A股市場單日成交金額可過萬億元。以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為標志,到2020年,中國資本市場成立30周年。30年來,中國資本市場櫛風沐雨、一路向前,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實現了跨越式發展。1990年底,中國資本市場僅有8家上市公司,股票總市值24億元人民幣,債券托管余額906億元人民幣;截至2020年9月底,中國資本市場擁有上市公司4,056家,股票總市值72.2萬億元人民幣(10.6萬億美元),債券托管余額111萬億元人民幣(16.3萬億美元),成長為僅次于美國(上市公司4,997家,股票總市值48.3萬億美元,債券托管余額49.6萬億美元)的全球第二大資本市場。與此同時,1,800余家中國企業在海外上市,股票總市值達4.1萬億美元,占中國上市公司股票總市值的近30%。回望中國資本市場的30年,我們有幸親身參與了其中的很多片段,值此重要的歷史時刻,回顧資本市場發展歷程,總結提煉一些經驗教訓,以志紀念,或許可資未來借鑒。因篇幅所限,難免掛一漏萬,還望海涵指正。

  中國資本市場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應運而生,在發展中始終立足于服務經濟發展、促進改革轉型,在提供直接融資支持的同時,以上市為契機,促進行業和企業全面改革,促進中國與國際市場接軌,推動和引領經濟轉型升級。30年來,中國資本市場的日益壯大與成熟,大大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既是中國改革開放在金融領域的碩果,也是中國經濟快速騰飛的重要推動力。中國資本市場30年來的發展,核心主線是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朝著“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方向持續邁進(見圖1)。這里我們以企業改制上市和資本市場制度完善為脈絡,回顧一下過去大致三個階段的資本市場發展歷程。

  圖1: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Wind,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2020年數據為截至9月底的時點數或累計數,其中中國產值為2020年全年預測值。

  一、資本市場系統創建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逐步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在轉型過程中,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日益多樣化,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部分小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開始進行股份制嘗試。1984年11月,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證券部向社會公眾發行50萬元人民幣普通股,成為改革開放后公開發行的第一只股票,中國股票一級市場自此萌生。1986年4月,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資公司靜安證券業務部設立證券交易柜臺,允許飛樂音響、延中實業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掛牌交易,中國股票二級市場的雛形出現。1987年9月,中國首家證券公司(深圳經濟特區證券公司)成立,標志著證券行業從原有銀行體系之中獨立出來。隨著國家政策的進一步放開,國有企業股份制試點啟動,部分大型國企也通過發行股票募集資金,滿足自身發展需要。

  (一)資本市場初創

  隨著證券發行的增多和投資者隊伍的擴大,在有條件的大城市建立證券交易所被提上日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鳴鑼開業,開始肩負起組織市場、服務市場、創新市場等重要職能,這標志著中國資本市場正式建立。1991年7月3日,深圳證券交易所也正式營業。截至1990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僅有飛樂音響、延中實業、真空電子、豫園商城等8家上市公司(即“老八股”),股票總市值24億元人民幣。盡管規模有限,但作為中國資本市場最初的“試驗田”,“老八股”的掛牌上市探索出了中國經濟市場化轉型發展的道路,股份制改革,可以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推動。此后,企業股份制改革持續推進,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動力。

  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各種有價證券的逐步發行,對資本市場的監管和協調工作有了新的挑戰,資本市場越來越需要一個集中統一的機構實施監管。1992年10月,中國證監會成立,全國性的資本市場由此形成并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1992年,中國出現經濟過熱,部分證券公司大規模介入實業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偏離了經營主業,當時中國亟須建立一個更為系統的發展框架。1993年12月,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限制證券公司從事證券以外的投資,同時規定證券業和銀行業、信托業、保險業分業經營。1996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通知,要求63家與中國人民銀行有股權關系的證券公司在規定期限內與中國人民銀行脫鉤。至1998年底,全國有證券公司90家,證券營業部2,412家,中國證券業發展初具規模。同年《證券法》頒布,奠定了中國資本市場長期穩健發展的法律基石。

  (二)企業改制上市

  在資本市場創建初期,為了有序推進改革試點,中國證監會在1993年對新股發行施行了以行政為主導的額度指標管理審批制,同時鼓勵大型企業積極推進海外上市,推動國企改革轉型接軌。其中,中國電信(香港)(現為中國移動)的上市可作為具有重大開創性意義的事件。

  電信是現代化社會的基礎行業,彼時中國電信現代化剛剛起步,具有廣闊的行業發展前景,亟須投入建設資金和變革管理機制,激發行業的發展潛力。經過反復探討,海外上市成為可以大量引進資本的首選途徑。結合中國國情,并通過借鑒德國電信上市經驗,在“整體重組,分步實施”的策略下,中國電信(香港)于1997年10月1日成功在香港上市,以融資42億美元創下了當時全球移動通信領域融資規模的紀錄。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可以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寫下如此濃重的一筆,這在當時是罕見的,也預示了中國電信行業接下來的飛速發展。通過重組上市,中國電信不僅實現了大規模融資,也大大增強了公司發展投資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上市的同時,中國電信將海外先進的行業發展與管理模式引入國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及創新,以國際標準重塑了國有企業、轉換了國企經營機制,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也樹立了市場化的經營理念,為接下來二十余年并直至今日的快速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中國電信(香港)重組上市的成功,有力證明了資本市場是推動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特別是推動國企改革的重要平臺。隨之,電信行業的改革經驗迅速向其他行業推廣,中國大型國企重組改制的序幕也由此拉開。1998年,中國石油行業緊隨其后,掀起改革浪潮,以企業重組改制為契機,石油行業監管改革也同步推進。2000年,石油石化先后完成海外上市,分別融資29億和35億美元,中國成品油價格也實現了與國際市場接軌。隨著一系列大型國企的海外上市,中金公司歷經數戰,開始自立于國際資本市場。

  在中國石油、中國石化進行上市工作的同時,鋼鐵行業的翹楚——寶鋼股份也在同步籌備海外上市。但2000年上半年海外資本市場風云突變,鋼鐵股的市場形勢發生了大逆轉,境外可比公司韓國浦項制鐵的股價在半年間下跌了一半之多。面對不利的國際市場形勢,寶鋼股份將目光轉向了國內資本市場。此時,A股上市公司的平均融資規模不足3億元,國內資本市場尚不具備承接大型公司上市的能力。經過一系列的開創性工作,2000年12月19日,寶鋼股份成功登陸A股,上市后總股本達到125億股,成為當時A股市場股本規模最大的上市公司,實現融資78.5億元人民幣,以巨無霸的姿態創下了當時A股市場融資規模之最。寶鋼股份的上市,開創了大型國企在A股上市的先河并積累了寶貴經驗,打響了大型國有企業在A股上市的發令槍。經此一役,國內資本市場打開了發展的新局面。

  回首看來,世紀之交的2000年是令人記憶深刻的一年。在這一年里,中金公司完成了五大項目,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寶鋼股份首次發行之外,還有中國聯通海外首次發行(56.5億美元)和中國移動海外二次發行(68.7億美元),合計融資規模超過1,600億元人民幣,在中國資本市場成立十周年之時,奏出了一個響亮的音符。

  (三)發行制度改革

  行政主導下的發行審批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本市場融資功能的發揮,一些隨之而來的制度弊病也逐漸顯現,市場化改革迫在眉睫。2001年,核準制正式啟動實施,確立了以強制性信息披露為核心的事前問責、依法披露和事后追究的責任機制,提高了發行審核工作的程序化和標準化水平,邁出了股票發行制度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的重要一步。核準制下,不再對發行上市企業的數目進行限制,更多地發揮信息披露和中介機構的作用,向市場化資源配置靠攏。

  核準制實施后,中國資本市場的承載力迅速提升,對大型企業的吸引力也顯著增強。繼寶鋼股份之后,中國大型企業紛紛開始登陸A股市場,之前已經在海外上市的大型企業也陸續回歸國內資本市場。其中,中國石化A股上市(2001年、118.2億元人民幣)、招商銀行A股上市(2002年、109.5億元人民幣)和中國聯通A股上市(2002年、112.6億元人民幣),這三家上市公司的融資規模均超過百億元。這些大型藍籌股的上市,不僅為自己將來的快速發展夯實了基礎,也大大充實了A股市場的規模和質量。

  (四)基金業市場化改革

  2002年之前,中國資本市場幾乎完全是“散戶化”市場,個人投資者在A股自由流通市值中的持股占比超過95%。彼時,交易大廳人頭攢動,股民摩肩接踵看行情的場景比比皆是。高度“散戶化”的投資者結構導致資本市場的價格發現和風險定價能力不足,市場投機氣氛濃厚。相比于發達國家的成熟資本市場,中國的專業投資者占比較低。

  為創建良好的投資氛圍,提高機構投資者占比,2002年,基金審核制度市場化改革啟動。監管部門簡化審批程序,引入了專家評審制度,使得基金產品的審批過程逐漸制度化、透明化和專業化。改革引入的市場競爭機制,激發了基金公司的發展和創新活力,自2002年開始,開放式基金逐步取代封閉式基金成為市場主流,成熟市場的絕大多數主流基金產品也開始逐步推出,為此后基金業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

  二、資本市場系統完善

  經過第一個階段的發展,中國資本市場的上市公司數量由1990年底的8家增至2002年底的1,223家,總市值也由24億元增至3.8萬億元人民幣,市場規模快速擴張。但與此同時,資本市場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制度性缺陷和結構性矛盾也逐步顯現,包括發行制度非市場化、缺少優質藍籌股、機構投資者規模小、證券公司運作不規范、股權分置問題等。從2001年開始,A股市場進入了持續4年之久的深度調整期,股票指數大幅下跌,從2001年6月14日上證綜合指數創歷史最高2245.44點,到2005年6月6日跌至最低998.23點,跌幅達56%。受此影響,新股發行難度也明顯加大,且周期變長,市場發展面臨嚴重困難和挑戰。困難當前,唯有改革才能沖破瓶頸。在此背景下,2004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此后中國資本市場進行了一系列的市場化改革,基礎制度逐步完善,市場走向規范和繁榮發展。

  (一)基金業發展壯大

  市場化改革極大地釋放了基金業的發展潛能,從2003年初到2007年底,中國基金業的資產規模從1,700億元增至3.3萬億元人民幣,實現了大規模擴張。2007年,公募基金在A股自由流通市值中的占比創下了28%的歷史高點。機構投資者規模逐步壯大,投資者的專業程度逐漸提高,中國資本市場也隨之走向成熟,為以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為機構投資者提供專業服務方面,中金公司率先引入外資投行當時先進的研究方法論與定價技術,以扎實的基本面研究為基礎,創建了自上而下的統一研究體系,持續面向國內外機構提供中國市場資本研究成果,樹立了國內資本市場研究的標桿,迅速成為行業領軍者。2003年,《新財富》舉辦了首屆“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評選,中金研究部的共計20名分析師幾乎包攬了所有行業前三名。這一時期,在中金公司和業內其他證券公司的共同推動下,中國資本市場逐步形成了面向機構投資者的研究銷售服務模式,并延續至今。

  (二)證券公司綜合治理

  由于體制機制上的一些缺陷,證券公司在發展過程中也積累了一些矛盾和問題,如挪用客戶保證金、違規委托理財、股東及關聯方占用資金等違法違規現象屢有發生。在2004年前后,以資本市場的持續低迷為肇因,證券公司長期積累的問題最終充分暴露,風險集中爆發,行業發展面臨嚴重危機。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中國證監會按照風險處置、日常監管和推進行業發展三管齊下的總體思路,自2004年起,對證券公司實施了為期三年的綜合治理。在穩妥處置高風險證券公司的同時,實行了客戶保證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完善了以凈資本為核心的風險監控制度,建立了證券公司財務信息披露和基本信息公示制度,并以證券公司風險管理能力為基礎、結合市場影響力對證券公司進行了重新分類,支持優質證券公司做大做強。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上述幾項基礎性的制度建設,將證券行業拉回到了正確的發展軌道。2007年8月,證券公司綜合治理成功結束。經過綜合治理,證券公司初步建立了風險防范長效機制,長期積累的風險和問題得到了有效化解,行業格局開始優化,證券公司走上了合規經營、快速發展的道路,規模和利潤都實現大幅增長。至2007年底,國內106家證券公司的總資產為1.7萬億元人民幣、凈資產為3,447億元人民幣,分別是2003年底綜合治理之前的3.5倍和2.8倍;2007年全年實現營業收入2,847億元人民幣、凈利潤1,320億元人民幣,創下歷史最好水平。

  (三)債券市場快速發展

  2004年之前,中國債券市場只有國債、企業債和金融債三類產品,融資方式受限。從2004年開始,債券市場改革創新提速,產品持續擴容,面向金融機構推出了次級債券(2004年)、混合資本債券(2006年)、資產支持證券(2006年),面向企業推出了短期融資券(2005年)、公司債券(2007年)、中期票據(2008年)、中小非金融企業集合票據(2009年);同時為推動市場開放步伐,還推出了國際開發機構人民幣債券(2005年),允許境外機構在中國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2004年初至2009年底,債券托管余額從3.7萬億元增長至17.5萬億元人民幣,市場規模擴張了3.73倍(見圖2)。

  圖2:債市投資者結構

  資料來源:Wind,中債登,上清所。

  在債券品種持續創新和豐富的推動下,中國債券市場迅速發展壯大,在金融體系中的重要性顯著提升。截至2020年9月底,債券余額占金融市場各類金融工具比重達到28%,僅次于貸款(43%)、高于股票(18%),位列第二。債券市場的蓬勃發展為不同類型的經濟實體提供了更多可選的融資方式,在推動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的轉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融資體系的平衡發展。

  (四)銀行體系改革

  國有銀行改革是中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抓手。從1979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提出中國銀行體制改革方案開始,1979年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分設出來,農業銀行恢復成立,1984年工商銀行成立,我國商業銀行體系逐步建立。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以市場為基礎的銀行貸款方式逐漸替代以計劃為基礎的財政撥款方式,成為資金供應的主渠道,銀行信貸快速增長,為經濟改革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但與此同時,轉軌體制下的信貸過度使用和銀行經營“財政化”,也導致了不良資產在銀行持續積累,銀行承擔了經濟改革和國企改革的成本。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中國銀行機構的信貸質量加速惡化,金融風險亟待化解,銀行市場化改革由此提上日程。

  經過反復討論,國有銀行確立了“剝離不良——引入戰投——改制上市”三步走的改革路徑。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決定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不良貸款,為銀行消化處置歷史包袱;之后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在引資的同時,學習國際先進管理經驗,從業務拓展、公司治理、風險管理、信息技術等多個方面,推動銀行加速轉型、提升經營水平。2005年至2010年,建設銀行(2005年H股92億美元、2007年A股581億元人民幣)、中國銀行(2006年H股112億美元、A股200億元人民幣)、工商銀行(2006年A+H股、219億美元)、農業銀行(2010年A+H股、221億美元)先后均實現了A股和H股上市。其中,工商銀行開創了A+H同步上市的先河,成為當時全球最大規模的首發上市項目;繼工商銀行之后,農業銀行A+H股上市再次刷新了這一記錄,為國有銀行改革畫上了圓滿句號。

  改制上市使中國國有銀行擺脫了“技術上已經破產”的窘境,確立了中國主干銀行體系的市場化改造,并通過海外上市接軌國際,實現了從價值洼地(China Discount)到價值高地(China Premium)的轉變,至2010年底,工行、建行、中行、農行的股票市值分別達到1.5萬億元、1.4萬億元、9,200億元和8,900億元人民幣,成功躋身全球銀行機構的前列。這一系列的發展,大大促進了中國國有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實現了管理架構和經營模式的再造,推動了中國現代商業銀行體系的建立。中金公司先后參與主導完成了建行、工行、農行三家國有銀行以及招商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等多家股份制銀行的改制上市項目,為中國金融體系改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國有銀行成功改革的示范和帶動下,國內更多的銀行機構開啟了上市熱潮,推動中國現代金融體系不斷完善。銀行系統的改革提升,也為更為豐富的非銀金融行業發展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五)股權分置改革

  股權分置是中國資本市場獨有的現象,是指A股市場上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劃分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具體而言,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時承諾不流通,只有流通股在市場中按照股價進行交易。至2004年底,中國上市公司總股本為7,149億股,其中非流通股份4,543億股、占比64%,國有股份在非流通股份中占比近3/4。這種股權分置的格局使得在利益訴求上,通常居于上市公司控制地位的非流通股股東對于上市公司的股價和市值并不關注,而是更加關注每股凈資產指標,導致出現部分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東頻繁通過高價再融資方式,提升上市公司每股凈資產、侵害流通股股東利益的案例。股權分置無法適應資本市場穩定發展的要求,成為限制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核心矛盾之一。

  為了消除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流通制度差異,解決A股市場股東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2005年4月,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啟動,5月A股新股發行暫停。改革采取送股、派發權證等對價的方式,由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東向流通股股東讓渡一部分其股份上市流通帶來的收益。對價的確定由上市公司相關股東在平等協商、誠信互諒、自主決策的基礎上,采取市場化方式確定,充分體現了股權分置改革的市場化原則。股權分置改革的推進,使得國有股、法人股、流通股的利益分置和價格分置問題得以解決,各類股票按統一市場機制定價,各類股東享有相同的股份上市流通權和股價收益權。至2007年底,已完成或進入股權分置改革程序的上市公司市值占應改革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重達到98%,兩年的時間里,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中國資本市場在基礎制度層面消除了與國際市場的一個重要差別。

  股權分置改革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步驟,資本市場的融資和資源配置功能大大增強。2006年6月,A股市場恢復新股發行,中工國際成為“新老劃斷”(首次公開發行公司不再區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后的首例新股發行。此后,以2006年10月工商銀行A+H股同步上市為標志,中國資本市場開啟了藍籌時代,銀行、保險、煤炭、建筑等多個行業的大型企業紛紛登陸A股市場,推動中國資本市場快速發展壯大。中金公司憑借在國企改革領域積累的豐富經驗,參與完成了多個重大項目,包括中國神華A股上市(2007年,666億元人民幣)和中國建筑A股上市(2009年,501億元人民幣)等。在協助優質企業登陸資本市場的同時,中金公司借用他山之石,將國際市場的先進制度引入國內,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國內市場最早實踐了發行路演、估值模型、發行簿記等國際通行做法,推動中國資本市場進一步與國際接軌。

  (六)完善交易制度

  由于多種原因疊加,長期以來A股二級市場是單邊運行的模式,缺少金融衍生品基礎工具。單邊交易機制在以散戶為主的投資者結構背景下,加重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暴漲暴跌行情。市場預期的經常性不穩定,不利于資本市場的平穩和健康發展:一方面,融資節奏預期較難把握,影響企業的融資意愿;另一方面,投資收益預期受市場估值水平影響過大,影響投資者的投資意愿。

  在各項條件逐步成熟之后,2010年,對二級市場具有重大意義的基礎交易制度與工具——融資融券與股指期貨應運而出,結束了A股“單邊市”的交易歷史。截至2020年9月底,A股融資融券余額達1.47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融券余額占比5.7%。雖與美國資本市場融券余額占比20%-30%的水平相比,未來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但雙邊交易的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對市場的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交易制度與工具的不斷豐富和完善,為中國資本市場引入了更多的風險對沖管理手段,提升了市場流動性與價格發現功能,使得A股市場對國內外投資者的吸引力進一步增強。

  三、資本市場系統創新

  隨著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和對外開放進程的加快,市場對開放程度、機構能力、投資者多樣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進一步擴大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加快與國際資本市場接軌,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國內證券公司持續提升綜合業務能力,并加快國際業務布局,推動行業規范發展;需要不斷豐富市場主體,引導更多的機構投資者積極入市,促進資本市場長期繁榮穩定;需要加快市場化發行制度改革,吸納更多創新型企業上市融資,增強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全面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歷程和經驗,其中明確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中國資本市場的持續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加快市場雙向開放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市場都不可能是封閉的,先進的、健康的資本市場應該歡迎來自全世界的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不斷發展與成熟的過程中,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也持續提升,通過各種制度安排(如互聯互通機制等形式),引入全球資本和國際先進投資理念,加快與國際市場聯通。2011年,在已有的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制度基礎上,推出了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允許境外機構直接使用人民幣投資國內證券市場;2014年“滬港通”、2016年“深港通”相繼開通運行,通過創新機制安排,實現了境內資本市場與香港市場的互聯互通;2018年,滬、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額度分別上調至420億元人民幣,滬股通和深股通的每日額度分別上調至520億元人民幣,外資對A股的持股市值持續提升;2019年,QFII和RQFII投資額度完全放開,進一步吸引了海外長線資金加速布局A股市場。

  時至今日,外資在A股市場中已經占有了一定的可觀比例。至2019年底,外資通過QFII和互聯互通在A股自由流通市值中的持股比例已達8.5%,成為第二大機構投資者類別。加快引入外資機構投資者,提升了A股市場的價格發現效率,外資機構對于基礎制度和交易工具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資本市場體制機制的不斷改革和創新。

  中金公司作為國內第一家設立QFII機構服務團隊的證券公司,憑借在香港及海外的業務平臺、出色的國際化服務水準與對中國市場的深刻理解,獲得了外資投資者的高度認可與信任,在QFII、“滬港通”“深港通”等跨境業務方面遙遙領先。為了更好地服務境內外企業和投資者,助力資本市場雙向開放,中金公司逐步建立起覆蓋中國香港、紐約、倫敦、新加坡、舊金山、法蘭克福和東京7個金融中心的國際網絡,持續協助外資機構了解中國、投資中國,促進內外資機構之間的相互學習和理解。

  (二)注冊制改革試點

  在中國經濟加快轉型升級、優化結構的過程中,創新驅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持續提升。充分運用資本力量支持科技發展、促進科技與資本深度融合,成為中國資本市場肩負的重要使命。資本市場必須加快改革步伐,進一步完善基礎制度安排,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才能更好地適應經濟發展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注冊制改革勢在必行。注冊制是比核準制更加市場化的發行制度,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發行人充分披露信息并確保信息真實、準確,由投資者依據所披露的信息作出價值判斷和投資決策,從而將選擇權真正交給市場,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提高融資效率。

  2018年1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宣布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以科創板這一增量市場,作為注冊制改革的試驗田,開啟了中國資本市場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科創板在定位上具有鮮明的“硬科技”特色,主要服務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以及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2019年7月,首批25家科創板公司上市交易,標志著注冊制成功落地,中國資本市場在審核、發行、定價、上市等多個環節實現了“脫胎換骨”式的制度變革,上市效率大大提升,大量科技型、創新型企業登陸科創板。2020年8月,在借鑒科創板經驗的基礎上,創業板改革并試點注冊制,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截至2020年9月底,科創板上市公司已達183家,首發融資規模合計2,696億元人民幣,占同期A股首發融資金額的50%,總市值達到3萬億元;創業板通過注冊制發行上市公司已有35家,首發融資規模合計345億元人民幣。

  注冊制改革的實施,全面提升了A股市場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中金公司把握機遇,參與完成了多個創新性的上市項目,包括第一家紅籌A股上市公司華潤微電子、第一家“同股不同權”A股上市公司優刻得、第一家“無收入、未盈利”A股上市公司澤璟制藥等。這些科創板制度創新實踐的成果,為引導更多創新型企業登陸A股市場樹立了標桿。

  從審批制到核準制再到注冊制,伴隨著發行制度改革的持續推進,資本市場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作用也更加豐富和多元:從早期的企業融資渠道,到通過制度改革推動上市公司轉型升級,再到依托科創板與注冊制引領和促進科技創新,資本市場逐步成為引導宏觀經濟政策落地的重要指針和橋梁,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的重要性持續提升。

  (三)投資者機構化

  資本市場的持續發展也吸引了越來越多元化的機構投資者。保險、社保基金、企業年金、券商資管、私募基金、信托等機構投資者逐步入市,推動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者類型持續豐富,結構日益均衡。至2019年底,個人投資者A股自由流通市值中的持股比例已經顯著降低至53.5%,相比之下,機構投資者持續壯大,保險公司居首,持股比例為8.9%;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緊隨其后,分別持股7.2%和7.0%(見圖3)。

  圖3:A股各類投資者持股市值占比(自由流通市值)

  資料來源:上市公司季報,上交所,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中國銀保監會,社保基金理事會,中國證券業協會,人社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Wind。

  機構投資者的日益壯大,使得價值投資理念逐漸被市場主流機構接受并倡導,在證券公司、公募基金等業內機構不斷學習和完善風險定價技術的推動下,中國資本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也日臻成熟。買方(公募基金等)與賣方(證券公司)之間風險定價博弈模式的最終形成,成為當前資本市場風險定價能力的基石之一。專業機構投資者憑借其在各類參與者中風險定價最準、信息分析處理能力最強的特點,客觀上成為資本市場得以合理配置資源的壓艙石和主要驅動力。

  (四)機構競爭力提升

  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日益成熟和各項基礎制度的不斷完善,作為市場的重要組織者和核心中介機構,證券公司也迅速發展壯大。至2019年底,國內133家證券公司的總資產為7.2萬億元人民幣、凈資產為2.0萬億元人民幣,分別是2007年綜合治理結束后的4.1倍和5.8倍,資本實力顯著增強;2019年實現營業收入3,605億元人民幣,其中經紀業務占比30%,投行業務占比13%,投資收益(含公允價值變動)占比34%,資產管理業務占比8%,凈利息收入占比6%,收入來源呈現多元化,業務體系日益完善;國際化進程持續加快,多家證券公司通過設立海外分支機構和海外并購,實現國際業務布局;IT基礎設施建設大大加強,通過信息技術提升經營效率,探索新業務模式;風控能力和治理水平也大幅提高,近年來行業整體經營規范、穩健發展。

  隨著證券公司綜合能力的發展和提升,證券業也加快了“走出去”和“引進來”的開放步伐。在將更多的中國優秀企業引入國際資本市場的同時,中國領先的證券公司經過多年積累與歷練,已經具備了在國際市場上與國際一流投行開展競爭的實力,并在競爭中逐步探索形成了適合自身的綜合化、國際化發展模式與路徑。2020年4月,中國證券業迎來全面對外開放,證券公司外資股比限制取消,目前市場上已出現多家外資控股合資券商。今后,中外證券公司將加深競合,共同塑造證券行業新格局,進一步提升服務效率和水平。

  結語

  30年來,中國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從稚嫩走向成熟,基礎制度不斷完善,市場參與主體不斷豐富,融資規模屢創新高,交易工具日益多樣化,市場開放持續推進。但與國際成熟市場相比,現階段中國資本市場仍然存在差距和不足。例如,注冊制改革試點取得良好開局,但制度細節仍待完善,全面實行注冊制也面臨一定考驗;投資者機構化程度已非往昔可比,但仍有機構“散戶化”現象,價值投資和長線投資力量仍較薄弱;部分做空工具已經推出,但融券規模小、占比低,期貨期權品種有限,市場仍然缺乏廣泛有效的做空機制;雙向投資渠道不斷豐富,但相對市場整體規模而言,跨境證券投資規模仍較有限等。與此同時,資本市場的發展也離不開金融體系的發展成熟,其中利率市場化水平對資本市場的充分市場化起到支撐性的作用。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市場化改革仍將是中國資本市場不斷走向成熟的根本動力。基礎制度建設方面,要繼續抓住推廣注冊制改革的“牛鼻子”,推動信息披露、交易制度、退市制度等進一步完善,加快提升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法制建設方面,持續完善資本市場法律法規體系,大幅提高違法違規成本,嚴懲虛假信息披露和財務造假行為,落實“零容忍”要求,引導市場依法有序發展;市場開放方面,繼續完善境內外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有序擴大雙向投資規模,著力促進資本市場雙循環,提升配置全球資本要素的能力;機構發展方面,鼓勵證券公司創新與風控協調發展,完善做大做強的配套支持舉措,加快打造與中國全球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國際一流投資銀行隊伍;此外,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宗旨,探索行業監管新模式,提高證券公司數字化應用的經營水平。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中國資本市場經歷30年的砥礪前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績,也不斷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要實現市場化配置資源,中國資本市場必須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改革方向,持續深化改革、完善基礎制度、擴大雙向開放,加快打造有活力、有韌性的市場,為服務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推動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貢獻更多力量。“志不求易,事不避難”,我們充滿信心與期待,為中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改革開放和制度建設貢獻力量,迎接中國資本市場新一輪的輝煌發展。

  作者簡介:朱云來,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顧問;黃朝暉,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管委會主席、中金研究院院長;楚鋼,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運營官;黃海洲,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業務部負責人;彭文生,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中金研究院執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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